“文化”与“文化史”
在“文明”一词逐渐普及之时，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也在汉语之中出现，开始之时两者可以通用。[31]文化是culture一词的汉译，最早应该也源自日本。中村正直（1832—1891）译、英国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著《西国立志编》（Self-Help，1870—1871）之中有“次第に工夫を積めるもの、合湊して盛大の文化を開けるなり”（中译：“逐步积累努力，便可共同开创盛大的文化”）。西周（1829—1897）的《百学连环》（约1870—71）中有：“其国々の経界及び政体を論し、其他風俗、人種、教法、文化、人口、〈略〉財政等の如きを悉く論し。”（中译：“讨论每个国家的边境及政体，也悉数讨论如其他风俗、人种、教法、文化、人口、〈略〉财政等。”）[32]此后文化一词逐渐传入中国。据黄兴涛的研究，在1882—1883年间，传教士颜永京（1838—1898，颜惠庆之父）和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都曾分别使用过此一词汇，如“希腊文化”“西国文化”等，该词泛指物质与精神成就之总和。[33]这时文明与文化可以互通、并用。例如1898年严复在《保教余义》一文中即同时使用“文明”与“文化”：“自非禽兽，即土番苗民，其形象既完全为人，则莫不奉教，其文化之深浅不同，则其教之精粗亦不同”；“问其何以为土教？则曰：遍地球不文明之国所行土教，有二大例：一曰多鬼神，二曰不平等”。[34]在上述的例子中，文化（指教化之过程）与文明（指开化之状态）并无太大的差异。
清末民初“文化”一词的使用虽渐多，然“中国文化”一词很可能要在1911年之后才开始，较早的例子是1911年《协和报》上的一篇文章，《西人崇尚中国文化之见端》，谈到德国一位学者“知中国之文化为全球冠，特于中国之诗歌深为注意”。[35]其次是1914年历史学家王桐龄（1878—1953）在《庸言》上所写的《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一文。[36]
所以，大致到1911年以后，“文化”，特别是跟“中国”一词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文化”一概念，才在中国变得较为普遍。这段时间中国思想界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的发展与演变，牵涉到三点：第一是1908年颜惠庆为商务印书馆所编的《英华大辞典》。颜惠庆后来是北洋时期的一个外交官，在外交方面成就很大，并曾担任内阁总理。1908年他以Nuttasll’s Dictionary为底本，参考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又参考数本日人的《英和字典》编了一本《英华大辞典》，严复为他写了一个序言：
十稔以还，吾国之民，习西文者日益众，而又以英文为独多。……商务印书馆营业将十年矣，前者有《英文辞典》之编，尝属不佞序之矣。此在当日，固已首出冠时。乃近者以吾国西学之日进，旧有不足以餍学者之求，以与时偕进也，则益展闳规，广延名硕，而译科颜进士惠庆实总其成，凡再易寒暑，而《英华大辞典》出焉。搜辑侈富，无美不收，持较旧作，犹海视河，至其图画精详，移译审慎，则用是书者，将自得之。[37]
过去学界不够注意到此一辞典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将近代以来的英华辞典做一个简单排列，就可以看出1908年颜惠庆这本辞典所具有重要的意涵。在这个辞典之中，出现了我们现在所通用的一些重要词汇，包括哲学、科学、宗教、迷信、文明、文化等。换言之，颜惠庆把当代思想中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在辞典上确定下来。文明与文化二词汇也在此确定的过程之中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
第二是1912年左右开始有人类学的书刊被引介到中国来。严复特别在1912年一次有关《进化天演》的演讲之中提到佛拉哲（James G.Frazer）《金枝》（The Golden Bough，1890）一书，《金枝》一书是研究民俗、神话与比较宗教学的经典作品。严复的演化观念即受到此书的影响。他以佛拉哲的思想为基础批评卢骚的“民约论”以及中国传统“圣王制作”的观念。此书也影响到严复对科学、宗教的看法，提出异于科学、宗教二元划分的观念，严复认为“学术日隆，所必日消者特迷信耳，而真宗教则俨然不动。真宗教必与人道相终始者也”。[38]上述严复对于不同地方宗教传统之价值的肯定也增加了他对“文化”独特性的认识。后来周作人（1885—1967）、江绍原（1898—1983）等人有关民俗学、宗教学、迷信学的研究，都受到佛拉哲《金枝》一书的影响。[39]
第三是1916年前后杜亚泉（1873—1933）开始谈“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东方杂志》）；李大钊（1889—1927）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中主张“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方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是也”。[40]杜亚泉与李大钊用的虽然是“文明”的观念，实际上他们强调东西在“文化”上的不同。对杜亚泉来说，这种不同不是“程度”的差异，而是“性质”之不同，他明确指出：
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薄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41]
在上述的三件事情之后，文化的观念慢慢普及，并开始与文明有较明显的区隔。不过，如上所述，此时人们所说的“文化”和“文明”并无太大的不同。杜亚泉在1916年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之后，在1917年4月又发表了《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文中指出“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因而开始强调“平情而论，则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故战后之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以适于人类生活者为归”。杜亚泉因而开始讨论东西文明之“调和”与新旧思想之“折衷”等议题。[42]
杜亚泉所关心的战后文明重建的问题，到1918年战争结束之后变得更引人注目。欧战之后，因为世界性认同的崩解，近代中国因反省西方文明而有的“文化论述”才比较系统地出现，许多学人关注的不再是西方文明所代表的价值，而开始转移到自身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特性。1918年12月梁启超与六位友人赴欧洲观察欧战之后的局势，这六位是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张君劢、徐振飞、杨鼎甫（丁、张两人后来成为“科玄论战”之主角）。在旅途中任公写了《欧游心影录》（1919），1920年三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在文中他一方面批判西方“科学万能之梦”“崇拜物质文明”，提出“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即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43]在文中任公不但用“文明”来讨论问题，也开始使用“文化”。对他来说“文化”一词具有正面的意涵。任公引用法国哲学家蒲陀罗（émile Boutroux，1845—1921）的话，“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因此他呼吁：
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44]
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对中国建立文化的期许对思想界造成很大冲击。这一转变也带动了史学的转向，开始了“文化史”书写的热潮。[45]梁启超所提倡的文化史书写和张君劢（1887—1969）有密切的关系。梁启超在1920年代初期从欧洲回来后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文化》（1922）、《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2）、《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3）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之中“文化史”变成基本概念。在有关文化史的文章里出现了德国学者翁特（Wilhelm Wundt，1832—1920）、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等人的名字，这很可能是梁启超在张君劢引介之下认识德国学界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也有可能受到李大钊透过日本翻译而介绍德国思想所产生的影响）。[46]诚如拙著所指出：李凯尔特所代表的是新康德主义与德国历史主义的历史书写。梁启超从新史学转向文化史主要就是受到这一种欧洲思想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对文化史的书写也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问题时反复谈到佛教的观念，也跟谭嗣同（1865—1898）一样，谈到了“心力”[47]和“心能”的想法，尤其重要的是梁任公谈到历史因果关系的“共业”“别业”“互缘”等，把佛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历史德国主义等相结合，形成文化史的论述。[48]
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叶至少有二十余种“中国文化史”方面的著作。[49]其中梁任公本身不但大力鼓吹文化史，也撰写了《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1925）等作品。任公将文化的内容分门别类，观察每个主题在不同时期之发展。此外，柳诒徵（1880—1956）的《中国文化史》与钱穆的《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都具有类似的旨趣。钱穆希望“确切晓瞭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50]柳诒徵的著作初稿作于1919年，先在《学衡》（第46—72期，1925—1929）上连载，再集结成书。此书透过文化史彰显中国文化、制度之中有其“精神”价值，“吾往史之宗主……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创垂赓续，以迄今兹。吾人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51]他借此来批判新文化运动、疑古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史观等。[52]
除了梁任公所带起的文化史书写热潮之外，梁漱溟（1893—1988）的作品也反映了同一趋向，他所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受到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之启迪，力主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印度文化根本不同，并反对梁任公所提出的“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的观点。[5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最后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儒家的人生观，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54]梁启超与梁漱溟的作品代表了欧战之后对于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文明”论述之抨击，两者之碰撞则是1923年“科玄论战”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