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迷雾：如何利用胡适档案从事胡适研究
如何利用胡适档案从事胡适研究？胡适在提倡“整理国故”之时，曾提出“还他本来面目”的主张。上述胡适纪念馆的档案能帮助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吗？此一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档案的公布只是还原工作的开端。解读档案尚需许多工夫。其中一个原因是政治因素的干扰。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和鲁迅有类似的命运。在冷战的架构之下，鲁迅在大陆是第一号人物，胡适却是“战犯”；[34]反过来说，胡适在台湾是一等一的英雄，而鲁迅在台湾却没有太多人注意他，而且他的作品在戒严时期是禁书。简言之，在冷战的架构之下，双方都对彼此的英雄人物进行了相互的否定。
胡适和鲁迅一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欲，有冲突，同时他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缺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重新审视胡适的历史形象，必须要尽可能地还原真实，既看到他阳光灿烂的一面，也要看到他黑暗的地方。为了达成此一目标，除了要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影响我们对胡适的认识。在此情况之下，要重新回到历史场景去挖掘一个真实的胡适，就很需要费一点工夫。然而如何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呢？我认为胡适研究者在面对相关史料时至少必须穿透四种迷雾。
第一，胡适本身所布置下的迷雾。胡适是一个非常精心塑造自己形象的人，他在后世的形象在很大程度是由他自己一手导演、刻画出来的。他所提供的一些史料“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人先打好一个模本（a master narrative）”。[35]在这方面胡适的《四十自述》，以及他在晚年口述、唐德刚笔录的《胡适口述自传》二书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36]这两本书是胡适最重要的“模本”，奠定了他启蒙者的形象，亦即大家所看到的一个光鲜亮丽的胡适。另外，胡适的日记在应用上也得十分小心，首先，在版本上要采用台北联经版的《胡适日记全集》，避免使用简体本的《胡适日记全编》。因前者经编者曹伯言校正、增补，并制作索引，应用较方便。其次，读者应注意胡适写日记时心中有一群想象的读者，正是未来对他的历史感兴趣者，所以他精心刻画自己在日记中的形象。有趣的是，他往往怀有一种想跟后代读者斗智的心态，例如有些关键的、精彩的部分，他并不完全将其掩盖，而是利用缩写、简称或隐语来表达，所以在读《胡适日记》时就需要具有高度的警觉性，才能看出其中蹊跷。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余英时所写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他利用胡适日记原稿中涂抹掉的一段话（附图：“他谈Robby事，颇耐寻味”），拨云雾、见青天，考证出胡适与两位美国女士罗慰慈与哈德门之间的复杂情愫。[37]由此可见日记原本在史料上的重要价值。
附图：应用胡适日记要注意删改的部分也有价值
胡适不但在写日记之时欲言又止，在诗词写作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留下蛛丝马迹。中国文人诗词往往是很隐晦地“言志”，但胡适又怕读者不清楚诗句的内容，有时在诗之前会有按语，解释该诗的创作缘由。不过这时读者要很小心，因为这些按语常常会误导读者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他的好朋友徐志摩就说，凡是胡适文章中有按语之处都得要好好考究。“真是知我者志摩！”也就是说，在这些文字里，胡适精心刻画了自己，而这个“自己”就是他所希望在后世呈现的形象。而且胡适是极端重视隐私的人，他对自己私密情感部分写得非常含蓄。这样一来，要寻找到真实的胡适，就得突破这一种胡适所布下的障眼法，才能看到他的内心世界。
第二，政治迷雾。20世纪中叶以来，海峡两岸对峙，在美苏冷战架构中，往往限定了双方对历史人物的认识。胡适在1949年之后大陆不受欢迎是可以想象的，胡适深受英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1950年代中国大陆发动了一个大规模“批胡”的运动，后来批胡的文字集结成书，好几大本，计数百万字，胡适还细心地收集了这一套书，并仔细阅读。在胡适故居的书房里有胡适手批的“批胡”全集。[38]这种状况到1990年代以后才逐渐好转。
无论如何，胡适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之中，经历了从“黑”到“红”的过程，从“战犯”慢慢地变成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某种程度是和蔼可亲，而蛮有一点意思的思想人物。
第三，公私和性别的迷雾。过去我们都把人物的“公领域”和“私领域”作清楚的区分。公领域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个部分的胡适其实非常受大家关注，胡适当时是名满天下、无人不知，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总之，在公领域层面，胡适备受关注。唐德刚有个有趣的比喻，“他底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它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39]这话也对，但也不对。不对之处在于，胡适私领域的部分其实在金鱼缸里往往是看不到的，另有一广阔天地。过去人们习惯把公私领域划分之后，往往只看到公领域一面，而看不到私领域一面。其实我们常说的“知人论事”，就应该要能够把公领域和私领域结合在一起来考察，才能得其全貌，换言之，私情和公义，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2001年台北图书馆曾开过一个国际会议，叫“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其主旨即在阐明私领域中相当多的生活与思想经验，其实和公领域表现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必须要打破公私的分疆划界，才能清楚地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公与私的分疆划界也牵涉另一个问题，即“男性中心主义”。以往大家看胡适的这些女友，基本上都是从男性视角来看，这些围绕在胡适身边的女性，都成了胡适人生大戏中的配角，她们没有声音，也没有自己特别的表现，总之，她们似乎都是平面的、被动性的人物。相当多对胡适情感生活的描写的作品都落入了这种窠臼。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一书即特别注意到这点，他不但以胡适为主角，也以他身边女人为主角，再重新观看胡适。的确，当我们重新从女性角度来看，胡适的这些花边新闻，就不再是繁忙公务生活中的点缀，而有另一层意义。胡适身边的这些女性，其实个个都有强烈的情感，而且对于情感的表达和生命的追求，都有自己的热忱。
相对于女性友人的狂野、奔放和热情，胡适的情感表达却是相当内敛的。从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与蔡登山的《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等书，大家会发现他有很多“婚外恋”的女友，但似乎胡适的恋情都有个基本模式，就是胡适情感上放得不多，却收得很快，他一旦发现这些女子对他有所纠缠而陷得太深的时候，他马上打退堂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蔡登山所撰《师生之情难“扔了”？胡适未完成的恋曲》一文中谈到他与“才堪咏絮、秀外慧中的女弟子”徐芳（1912—2008）之间的恋情，刚开始时胡适沉湎于新鲜的浪漫，但看到徐芳义无反顾的时候，他就退缩了。这就是典型的胡适的反应。他是一个在情感上相当内敛、保守，并尽量在各种各样文字中隐藏自己的人，所以蒋介石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旧道德的束缚相当大，这样的个性也影响到他对公共事务的处置，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与此如出一辙。
其次，私领域的生活对胡适思想倾向、人格成长有很深刻的影响。例如胡适跟韦莲司的交往是灵魂的冲撞，激荡出了相当多思想的火花。胡适1910年到康奈尔大学读书，几年后才认识韦莲司（生于1885年，比胡适大6岁），她的父亲是康奈尔大学考古生物学教授。韦莲司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画家，这大概是吸引胡适的一个重要气质，因为胡适没什么艺术天分，音乐、美术都不行，他是一个实事求是、思维理性的人，但韦莲司是艺术家，而且她出生在大学教授家庭里，有美国东岸知识分子家庭所具有的古典训练，这是最吸引胡适的。1914年和胡适变成好朋友后，双方有50年的来往，写了很多信。胡适的心灵成长，其中一部分就是伴随着韦莲司而展开的。对胡适来说，他可以无所顾忌地跟韦莲司谈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他说韦莲司是有思想力、有视野、有魄力、有阅历的女子。在胡适早期到美国的时期，韦莲司是带领他走进西方文化最关键的人物。他们俩一开始交换读书心得，彼此介绍好书。而胡适阅读的自由主义经典作品如摩利（John Morley）的《论妥协》（On Compromise，胡适译为《姑息论》），就是韦莲司借给他的。[40]后来胡适在写给她的信中抄录了大量此书里的内容。胡适在1930年代应报社之邀列举推荐给青年人必读的十本书时，他还把这本书写进去了，可见胡适与韦莲司之交往对他思想形塑的重要性。总之，如果不打通公私，就难以深入胡适性格、思想的复杂面向。
第四，文化迷雾。胡适处在中西历史的交会时期，他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之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启迪。他原来在康奈尔大学读农学，后来读不下去，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苹果的关系，美国的苹果分类很多种，同是苹果有十几个名字，胡适也搞不清楚，心想学那么多苹果名字有什么意思，“对我来说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所以后来就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41]总之，胡适是中西历史交会关键点上的一个人物，在他身上，既有中学又有西学，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在思想内涵上，他强调“全盘西化”、反传统，主张把传统东西全部丢掉，所以他特别欣赏“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而且他的生活形态也非常西化，胡适纪念馆保存了相当多胡适的衣着，他有时穿长袍，但常穿西服，皮鞋一定要定做，此外各种各样身边日用物品多是非常精致的西式用品，他也喜欢喝威士忌酒。总之，他是一个受西化影响很深的人。然而如果从完全西化的角度来看，却又很容易误解胡适。胡适是站在中西文化的交界点上，他有中国文化的传承，也有西方文化的熏陶，而且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做了一番抉择和取舍。他表面上是全盘推翻传统，实际上他对中国传统还有很强的依恋。只有看到东西文化在他身上的冲击和融合，才能看清真实的胡适。笔者所发表的《胡适与赫胥黎》一文，就指出胡适对赫胥黎、达尔文思想的认识与他对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与佛教与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交织在一起的。[42]这一种中西思想因素的交织乃至误会，也表现在他对于杜威哲学的认识之上。[43]
胡适研究至少应穿透上述四种迷雾，方有可能呈现出一个比较真实的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