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胡适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与鲁迅齐名，被誉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或“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55]他的一生涉及了中国政治、学术的各个领域，凡是讨论近代中国的议题，大概都绕不过胡适。本文简单地介绍了胡适的历史意义、胡适纪念馆收藏档案的概况，进一步分析解读胡适档案所面临的挑战，最后再以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胡适档案如何能帮助我们解决历史议题。笔者衷心地希望文中所述胡适档案应用之心得对有心透过胡适来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读者有所帮助。最近有很多人提到“民国范儿”的说法，民国史上的确有不少风骨嶙峋的人格典范，值得我们追念怀想。我想深入地认识胡适之后，很多人可能会和我一样，觉得将胡适誉为“民国范儿”，真是再恰当也不过了！
【注释】
[1]本文曾刊于周惠民主编：《民国人物与档案》，台北：政大出版社，2015，页1—32。
[2]欧阳哲生在近著中认为“胡适研究正成为一门显学”，见《胡适在现代中国》，收入氏著：《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页6—12。
[3]转引自李伟：《胡适：孤立的人最强大》，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页179—180。
[4]http：//culture.ifeng.com/guoxue/200905/0504_4087_1138213.shtml，读取时间：2014年4月10日。
[5]胡适：《四十自述》，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6，页44。
[6]李敖认为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急进者的眼中，太不够火辣辣了”。李敖：《播种者胡适》，《文星》，期51（台北，1962），页6。
[7]周质平编：《胡适英文文存》，台北：远流出版社，1995，计三册；周质平编：《胡适未刊英文遗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
[8]胡适：《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台北：胡适纪念馆，1972。
[9]胡适：《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页1。
[10]胡适：《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页12—13。
[11]这是日本作家千野境子的看法，她有感于中日钓鱼台事件之争端，而日本缺乏外交人才，写了一篇有关胡适的文章：《いま日本に胡適がほしい》（《现在日本需要一个胡适》），《产经新闻》，2012年10月9日，“远响近声”专栏。
[12]杨天石：《蒋介石提议胡适竞选总统始末》，收入氏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香港：三联书店，2014，页253—279。
[13]任育德：《胡适与〈自由中国〉的互动》，《“国史馆”馆刊》，期36（2013），页1—49；黄克武：《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潘光哲编：《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秀威信息科技，2013，页332—359；黄克武：《胡适、蒋介石与1950年代反共抗俄论的形成》，《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一册《领袖的淬炼》，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页647—666。
[14]胡适曾在日记中说自己的“历史癖”太重，参见1926年9月23日的日记。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册4，页474。
[15]有关大陆地区胡适档案的整理出版状况，请参见欧阳哲生：《重新发现胡适——胡适档案文献的发掘、整理与利用》，收入氏著：《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页31—40。
[16]如周质平先生曾将胡适留在康奈尔大学相关档案的数字档案赠送给纪念馆。
[17]《胡适全集》于2003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为胡适研究提供了便利，可惜此一套书并不完整。目前胡适纪念馆正在出版新的《胡适全集》，已出版了《胡适全集：胡适时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8，8册；和《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8，5册。
[18]余英时：《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札〉》，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页i-xii。
[19]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页i。
[20]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Susan Chan Egan and Chih-p’ing Chou，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and Edith Clifford Williams，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9.
[21]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册1，页1—156。
[22]胡适纪念馆馆藏胡适日记的原件不多，日期如下：1953年5天、1960年3天、1961年17天、1962年7天。
[23]胡适：《藏晖室札记》，《新青年》，第2卷4号（1916年12月1日），页1—4；第2卷5号（1917年1月1日），页1—5；第2卷6号（1917年2月1日），页1—7；第3卷1号（1917年3月1日），页1—5；第3卷2号（1917年4月1日），页1—5；第3卷4号（1917年6月1日），页1—4；第3卷5号（1917年7月1日），页1—6；第3卷6号（1917年8月1日），页1—4；第4卷2号（1918年2月15日），页143—149；第5卷1号（1918年7月15日），页66—74；第5卷3号（1918年9月15日），页267—275。
[24]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自序》，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册1，页107—111。有关章希吕整理胡适日记之情况，可参见蔡登山：《另一次近身的观察——从章希吕的日记书信看胡适》，收入《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台北：印刻出版社，2008，页107—108。有关胡适与亚东图书馆的关系，参见谢慧：《胡适与上海亚东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7年卷）》，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页474—494。
[25]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6]耿云志：《恋情与理性：读徐芳给胡适的信》，《近代中国》，期102（2002），页128—157；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
[27]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言》，北京大学图书馆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纂：《胡适藏书目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册1，页7。
[28]北京大学图书馆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纂：《胡适藏书目录》。
[2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册9，页107。
[30]黄克武：《胡适与赫胥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60（2008），页43—83。黄克武：《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潘光哲编：《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337。
[31]如邹新明：《新诗与深情——胡适藏书所见胡适与徐志摩交往点滴》，《胡适研究通讯》，期2（2010），页34—36。
[32]参见杨翠华、庞桂芬编：《远路不须愁日暮：胡适晚年身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
[33]耿云志编：《胡适及其友人，1904—1948》，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此书的另一版本为耿云志编：《胡适和他的朋友们，1904—1948》，北京：中华书局，2011。
[34]耿云志：《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胡适研究通讯》，期3（2008），页2—3。
[35]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页1。
[36]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37]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册1，页86—87。
[38]有关胡适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响应，可参见潘光哲：《胡适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响应（1949—1952）》，《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43—261。
[39]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页3。
[40]1914年11月26日胡适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说：“我用余暇读毛莱（他处译为摩利）的《姑息论》（On Compromise），我非常喜欢。谢谢你把书借给我。我刚读完讲利用错误的那一章，这也是深合我心的一章。”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页7。有关摩利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及compromise一词的翻译问题，请参考：黄克武、韩承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及其影响：以严复与章炳麟的译作为例》，沙培德、张哲嘉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2013，页169—171。
[41]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页36—37。
[42]黄克武：《胡适与赫胥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60（2008），页43—83。
[43]江勇振：《胡适诠释杜威的自由主义》，《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02—126。
[44]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自由中国》，卷10期6，1954，页4—5。
[45]哈耶克著，殷海光译：《到奴役之路》，台北：文星书店，1965，笔者手上的版本是《殷海光全集》的版本，见哈耶克著，殷海光译：《到奴役之路》，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页183—189。
[46]殷海光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页149—156。
[47]“邵建的博客”，http：//blog.qq.com/qzone/622007891/1245549612.htm，读取时间：2014年4月7日。
[48]王远义：《惑在哪里──新解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及其历史意义》，《台大历史学报》，期50（台北，2012），页229。
[49]王远义：《惑在哪里──新解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及其历史意义》，页229，注148；张世保：《“拉斯基”还是“哈耶克”？》，高瑞泉主编：《自由主义诸问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页12。
[50]该文后收入周德伟的文集之中，见《我与胡适之先生》，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263—304。
[51]胡适发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后引起他的学生罗敦伟的质疑。罗敦伟说：胡适“愿意自动洗脑，因为过去他主张社会主义不对，今日应该主张资本主义。我随即写封信给他，说认独裁极权为计划经济是误会，而且是普遍的世界公共的误会”。罗敦伟：《五四巨人最后历程亲记》，《畅流》，卷25期3（台北，1962），页5。
[5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南港档》，档号：HS-N04F1-028-01。
[53]参见周德伟：《我与胡适之先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页282；胡适纪念馆藏有此封信，《南港档》，档号：HS-US01-038-002。该信的时间是1951年7月10日，并附有论文两篇，一为《从经济的分析批判阶级斗争》，一为《经济与行为──经济学方法与人的行为述评》。
[54]周德伟：《我与胡适之先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页282—283。
[55]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页4。“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是胡适的朋友、英国汉学家Arthur Waley在1927年时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