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适档案解决问题的一个案例：陈之迈致胡适函
为了更具体说明胡适档案如何帮助我们解决胡适相关历史议题，以下笔者拟以胡适的《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一文中的一个疑点，来说明档案的用处。这一篇文章是1954年3月5日下午4时，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社于台北青岛东路的装甲兵军官俱乐部举行欢迎茶会上的讲话。此文曾刊登在3月16日出刊的《自由中国》之上。[44]1965年殷海光将哈耶克（1899—1992，亦译为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一书中文版交给文星书店出版时，在附录之中收录了这一篇文章。[45]同一年文星书店出版的殷海光等著的《海耶克和他的思想》一书中也收录了这一篇文章（该书后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再版）。[46]对许多读者来说，这一篇文章是介绍哈耶克与《到奴役之路》一书，主张对抗国有企业，捍卫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与自由体制的一篇重要著作。
这一篇文章中有一个疑点，涉及胡适一位朋友对他认识哈耶克思想的影响。最早注意到此一疑点，并撰文解释的可能是邵建。他在2009年发表《隐名于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之后的人》一文，文中指出：
1954年3月5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社作过一个有关哈耶克《到奴役之路》的讲演。读过这篇文字的人，不免会好奇，隐藏在胡适这篇文字之后的人是谁。胡适在讲演中说：“我今天带来了一点材料，就是在两年前，我在外国时，有一位朋友写给我一封讨论这些问题的长信（这位朋友是公务员；为了不愿意替他闯祸，所以把他信上的名字挖掉了）。”如果注意全篇，胡适的讲话，与其是围绕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展开，毋宁说是围绕这位公务员的长信而展开。接下来，胡适大段征引了那封信的内容，然后从这里生发开去，以至篇终。因此，这位埋名隐姓的人乃是胡适这篇讲话中的一个内在的主角，那么，他是谁呢？南港“中研院”胡适纪念馆现任馆长潘光哲博士告诉我，那个人就是周德伟。
邵建接着推论：
1950年代，周德伟在给胡适的信中，依然对当年国民政府和相关知识人的作为耿耿于怀：“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在《自由中国》的这次讲演中，照章宣读了包括上面这段引文在内的周信的主要内容，他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依然袭有大陆的习惯，所以，胡适在讲演中指出：“现在的台湾经济，大部分都是国营的经济，从理论与事实上来说，像哈耶克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很不中听的。”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并不适合国民党初到台湾的威权体制。……然而，这样的控制直接遏制的就是自由。所以哈耶克用一句话指出了这种控制的必然结果：到奴役之路。周德伟1947年便获得此书，非常喜欢，很想把它译为中文，但最后的译事却是若干年后由殷海光完成的，这就让胡适通过殷译了解了哈耶克。当胡适完成了对哈耶克的认同之后，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标志人物，才终于完成了他自1940年代开始的转型，即从年轻时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为“古典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自由主义内部自左而右的一次蜕变，周德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推手作用。[47]
邵建指出此文在胡适思想转变方面的重要意义，并认为周德伟对他“从年轻时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为‘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观点受到其他学者的肯定。
2012年台大的王远义教授发表了一篇长文分析胡适的《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一文在他思想变迁中的意义，认为该文是他早年与陈独秀辩论“问题与主义”之后，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转变。他同样认定胡适文中所说的“友人”就是周德伟，他说：
胡适1953年11月24日日记所记殷海光翻译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一事，其实就是出自周德伟的引荐。此外，胡适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提到：“两年前，我在外国时，有一位朋友写给我一封讨论这些问题的长信。他这封信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基本的讨论，和海耶克、方米塞斯、殷海光、高叔康诸先生的意思差不多完全一样。”这里，“有一位朋友”应该就是指周德伟。由此可见周德伟影响了胡适对海耶克的重视。[48]
王远义进一步解释：“此处认定周德伟即为胡适文中所提之‘有一位朋友’，系就当时胡适的文章与周德伟所留资料推敲出来，因为周氏的论述多处符合胡适文章的指涉内容。……张世保也认定‘有一位朋友’是即周德伟，但不见数据直接佐证。”[49]
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几乎都认为胡适文中那位影响他认识哈耶克思想的朋友就是周德伟。他们主要的证据都是依赖1962年胡适过世时，周德伟所撰写的《我与胡适之先生》（刊于《文星》，第10卷第1期，1962年5月）。[50]该文提及周德伟在1940年代即注意哈耶克的著作，并于1950年鼓励殷海光翻译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周德伟也提到胡适在跟他讨论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优劣后，请他回复罗敦伟对他的质疑。[51]这样一来，周德伟在胡适从肯定社会主义到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
上述的两篇文章对我们认识胡适思想的确实有所帮助。又如邵建指出“胡适通过殷译了解了哈耶克”，这也是正确的。胡适纪念馆的藏书批注中有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0）一书，扉页有胡适题记：Hu Shih New York Dec.8，1953.─ A birthday present to myself.显示1953年12月8日胡适买了此书作为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该书近250页之中，胡适加上注记部分共有17页（1—9、14、16、135—136、138—141），均为画底线，没有批注文字，这似乎显示胡适并未细读此书。[52]他对哈耶克的了解应该来自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的译介。
虽然如此问题尚未水落石出。邵建与王远义所引用周德伟的文章详细地描写了他与胡适论学的经过，包括1951年中，他寄给胡适的论文抽印本，[53]以及1951—1953年时他与胡适在台北见面时的点点滴滴。[54]不过他并没有提到过曾写“长信”给胡适。这样一来，影响胡适思想转向的友人究竟是谁，并未得到一个确切的解答。
这一个问题首先需从胡适文章内部来考察。胡适在文中提到此信是“两年前，我在外国时，有一位朋友写给我”，由此可以推断来信时间约为1952年。
根据上面的线索，在胡适的档案中，我们找到了胡适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中所提到的来信，共有两封。这两封信皆来自陈之迈（1908—1978），而非周德伟。第一封是1951年11月4日陈之迈致胡适函，共有25页，档号：HS-US01-079-004。第二封是1951年11月8日，陈之迈又有所感，再写了一封信补充说明，计有6页，档号HS-US01-079-005。这两封信在署名的部分都被削去，显然是胡适带去演讲时，为避免泄露陈之迈的身份而做的处置，然而从字迹来辨认毫无疑问的是陈之迈的来信。同时在这两封信之前，胡适在一页稿纸写了一段话：“两年前一个朋友给胡适的长信两封”，这应该是带去《自由中国》杂志社茶会演讲时两封的封面。
陈之迈在192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并加入了胡适、蒋廷黻创立的“独立评论社”。抗战期间，他曾任教育部参事、行政院政务处参事等职。1944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事，后又历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代表、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紧急粮食委员会中国代表等职。因为陈之迈具有公务员身份，胡适担心暴露此一身份会对他有所影响，而且陈之迈在第二封信的最后表示：“这两封信所说的只是与先生的私信，恐怕不宜发表，人微言轻，发表了也不会发生什么作用。”胡适才将信上的署名削去。
陈之迈的两封信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胡适思想转变的细致过程。简单地说，1954年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一文所反映思想的转折是由好几个因素所促成的，他不但在1953年时受到殷海光与周德伟等人的影响，而在此之前1951年底，陈之迈写的两封信也给他非常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