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学派”与地方精英典范的形成

孔氏第一本有关地方领导阶层的研究是1970年出版的《晚清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在此书中他研究农村的领导阶层组织地方武力，抵抗企图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力量，在叛乱期间地方士绅负担起前所未有的在治安、征税与公共建设上的责任，而造成权力的扩张。士绅权力的扩张一方面起于维护旧秩序的动机，另一方面也促成帝国行政的解体。作者认为这是太平乱后地方势力崛起的根源。

上书主要研究19世纪的地方领导阶层，至20世纪，随着科举制度的结束与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方上的精英分子又有一番新的变化。孔氏在1975年出版的《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政府：有关控制、自主与动员的问题》一书很深入地探讨了此一课题。他指出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政府与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少有关联，这个现象必须要从传统的延续，尤其是“封建与郡县之争”的传统来观察。文中指出冯桂芬（1809—1874）地方自治政府之观念受到顾炎武封建理想之影响；而康有为自治政府之观念则是多种来源的结合，其中包括封建理想、传统对士人角色的界定、经世思想中的改革理念，以及来自西方的以大众动员来救亡图存的体认。孔氏强调传统的“控制—自主”之关系与现代之“动员”观念的区别，他以为康有为是过渡期的思想家，他的观念同时基于“动员”与“控制—自主”两种模式。

在制度演变上，孔氏以为晚清到民国的地方自治政府的演变代表了承认生员、监生阶层之影响力，并使之正式化与制度化。然而不幸此一努力并不成功。至1930年代国民党政府面临此一问题，他们尝试建立一个基于动员观念的新的地方体系，但由于他们所控制的资源相当有限，此一计划亦无法实现。其中一个重要的障碍是所谓的“土豪劣绅”，孔氏认为这些人代表了帝国时期低层农村地方精英的残余势力，他们因为传统流动管道的封闭而受挫，相对来说无法成功地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民国时期的土豪劣绅仍值得再作深入研究，但孔氏的文章无疑是个很好的起发点。

孔氏的作品一方面结合了思想史与制度史，另一方面则着重20世纪地方精英的演变。此一研究取向由其学生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延续。杜赞奇的起点是19世纪中国的地方精英。他主要运用南满铁路的调查报告，处理20世纪的前四十年间，在中国北部，由于国家势力的扩展对地方权力组织所造成的冲击。

杜赞奇的论点虽复杂却阐述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在帝制晚期一个他称为“权力的文化关联”（cultural nexus of power）网络，将国家、士绅与其他的阶级联结在一起，这个文化的联结体包括了宗教、宗族、市场、水利以及其他的组织，并提供“公有的象征性的价值”。例如他指出水利设施与龙王庙信仰之关联，这些小区中的共同活动不仅是地方精英较劲之处，也象征性地表示地方精英对帝国统治的臣服。再者，这些宗教礼仪等象征性的活动或公众事务又与征税等实际的行政事务密切相关。

至20世纪，中国政府开始将势力深入农村社会，采取一些如打击宗教势力与课征新税等政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新税是“摊款”，这是一种对乡村所课征的不定期的附加土地税。此一政策一方面使地方精英具有较大分摊税款的权力，同时也使他们脱离了旧有的“文化关联”。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的领导结构亦逐渐转变，旧有的地方精英脱离了政治领域，与传统“文化关联”不直接相关的新的领导阶层则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杜赞奇的结论是国家在深入地方的过程中消除传统的象征的资源并损坏了传统的领导结构，如此使自身的统治缺乏合法性，也无力以国家的目的来动员地方精英。他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对乡村的权力扩张侵蚀了农村的社会基础，此一因素悖论地促成共产革命的成功。

从孔氏的作品到杜赞奇的书，对晚清至民初地方精英的研究日趋精细，在这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社会领导阶层研究的一个新的角度也逐渐地形成。1978至1979年，孔飞力与曼素恩所合著的一篇文章首次尝试将此一研究取向放在西方汉学传统的背景下来观察，而且表明他们的研究取向与前面的两个典范不同。本文的基本理论脉络即深受该文之启发。该文的主要论点如下，第一，他们采用“地方精英”而非“士绅”来讨论研究的对象，这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主题在处理20世纪的领导阶层，士绅的概念不足以包括此一课题；另一更重要的因素则是他们对领导阶层有一新的体认。第二，在该文中强调施坚雅对中国社会的区域研究取向。第三，他们怀疑士绅典范中将领导阶层界定为“中介者”（brokerage）的观念；并转而强调士绅所具有的自主角色。此文可谓是新典范的宣言，很明显地，他们的主要关怀已经从较静态的对士绅定义的研究转移到较动态的自主角色（activism）之研究。有一些其他的学者很同意他们的想法，较重要的有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与Mary Rank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