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启蒙：鲁迅

另外一种翻译活动是跟知识分子开启民智有关，亦即“启蒙”，启蒙很快跟翻译工作结合在一起。最早提出启蒙要求的是晚清时如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知识分子。从19世纪末叶开始，他们提倡所谓“新民运动”，梁启超的《新民说》一书是此一运动的代表作品，曾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参见拙著《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新民要追求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民力、民智与民德的提升，力就是身体，智就是智慧，德就是道德。梁启超觉得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必须改造人民的身体；中国人民智未开，必须要多读西方的学理；再者，中国人的道德不够，必须要依照中国人缺乏的各种德行加以补充（尤其是公德方面，如冒险进取、权利、自由、进步等）。这三个口号是怎么来的？其实它们源于严复翻译英国学者斯宾塞《论教育》（Essays on Education）一书，民德、民智、民力就是从斯宾塞书中译出来的。

近代中国的启蒙，一开始就跟翻译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个翻译的过程特别透过了西方和日本的中介环节，例如有时是由西方先传到日本，再从日本传入中国。近代因启蒙而翻译的书很多，像文学类有雨果的《悲惨世界》，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赛珍珠的《大地》等，这些书都是中国非常畅销的著作。另外，非文学类的例子更多，近代的新思想的传播，像“共产党宣言”“美国宪法”，各种主义的翻译，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有关文艺理论），甚至《圣经》的翻译，像《新约》《约翰福音》里面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出自严复典雅的译笔。

以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来说，这本书虽是鲁迅从日文翻译来的，而实际上与西方脱不了关系，因为厨川的背后有法国的柏格森、奥地利的弗洛伊德的思想。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的思想就借着鲁迅的翻译传到中国来。

所以现代世界的形成是跟不断翻译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鲁迅翻译这一个作品，也跟他对中国的使命感有关。他认为中国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没有天马行空的大气魄，也不能产生大的艺术家，所以他翻译厨川白村其实是为了鼓励文艺创作，并以文学来启迪人心。鲁迅说他的文字是采用直译的，就是“硬译”，基本上保持了原文的口吻。另外最有名的例子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我想大家可能都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祥林嫂》等作品，鲁迅一生的使命就是透过大量翻译与著作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在这方面鲁迅受到了日本人涩江保所翻译史密斯的英文著作《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启发，总之，鲁迅从外国人眼中看到中国国民性的缺点，因而引发出改造国民性、拯救国人灵魂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