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世思想的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1983年8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刘广京和陆宝千教授的主持下召开“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首开其风；1986年1月，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CLS）举办“宋代经世思想与行动研讨会”；同年3月，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亦在黄俊杰教授的主持下召开“中国思想史上的经世传统研讨会”；经世思想的研究蔚为风气。

经世思想的范围十分广泛，表达的方式亦多彩多姿，^[2]很难给予清楚的界定。在近史所及清大所召开的研讨会中，学者们曾热烈地讨论经世思想的“定义”问题。有人认为只要关怀外在世界秩序的思想就是经世思想，所以经世思想不限于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佛家都有经世思想，甚至无政府主义、钱穆的“国史大纲”、陶尼（R.H.Tawney，1880—1962）对中国农业的看法皆属经世，这种看法被批评为“泛经世”，经世思想等同于政治思想；也有人认为只有自称经世，或被同时代学者视为经世的思想家才有经世思想，这种看法又被认为范围太狭窄。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依靠现有的研究成果，仍无法对经世下一定义，目前对经世思想的研究或许应抛开定义问题，先深入探讨不同时代经世思想家对“经世”的具体看法，在研究过多数的个案后，才可以归纳出一个较恰当的定义。

在各类有关经世思想的著作中，“经世文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它是明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间知识分子表达经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式。由于明显地标出“经世”之名，故属于经世思想绝无疑问，详细研究“经世文编”将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经世思想。“经世文编”的共同特色是借着文章的纂集而表达编者的经世意念，在近三百年中（明末至民初）“经世文编”的编纂前后相承，形成一个延绵不断的经世传统，这批数量庞大的史料（据估计总字数超过三千万字）仍是一片有待开辟的领域。本文的目的是对晚明以来各种的“经世文编”以及初步的研究成果作一介绍，并反省研究方法，展望未来的发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