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访问工作的社会面向

对于口述工作的反省首先要注意到口述访问工作的社会性质与社会脉络。首先就访谈对象的选择来说，我们为何会挑选某一人作为受访人。这当然牵涉主事者对历史重要性的考虑，例如该人所述能否填补历史的空白，或能否解答历史演变的关键课题等。然而，此一选择完全是主动的吗？如果我们将口述记录比喻为知识“生产”的话，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为何要制造此一产品？要回答此一问题，我们除了注意口述工作者主动的层面（如个人的求知欲、填补历史空白、追求社会正义之理想等）之外，不能忽略其消费面，亦即文本制成之后是供应何种消费者来阅读，而此一消费需求又是如何鼓励生产？在这方面至少要考虑到社会记忆的召唤与集体认同、社会正义之追求等因素如何刺激人们投入某类口述历史的工作。尤其明显的例子是国家机器为了特定目的，而采取的奖励、资助等措施，因而造成对特定口述主题的探索（近年来有关“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口述访谈的出现，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这样一来，许多官方机构或基金会支持的口述工作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改造或“社会工程”的意味。以“二·二八”或白色恐怖来说，此举是为了弥补过去单面向历史解释所造成的强制性的遗忘并弭平部分人士的心理创伤。

从受访者的角度来看，口述工作所依赖的素材是受访者的回忆，或说当事人对自我经验的知觉与记忆。有关人类的记忆，在心理学、哲学与人类学等方面都有不少的探讨。在这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记忆与语言的关系。记忆要经由语言来表达，因为个人的原始经验往往是处于一种模糊、混沌的状态，此一模糊的经验必须透过语言的陈述、命名、认定等，才得以落实。然而此一透过语言述说经验的过程，一方面已经脱离了原始经验的模糊与混沌，另一方面亦开始新的诠释与创造。^[9]这一点就涉及了个人记忆的社会基础之课题，亦即王明珂所谓“个人记忆中相当一部分是从社会生活中获得，在与他人的社会活动中被共同忆起，并且在特定社会背景中重建，以符合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