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史学典范的一个努力：论余英时《史学评论》“代发刊辞”[1]
余英时的《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一文是他为在台北发行的一个学术刊物《史学评论》所写的发刊辞，[2]笔者认为此文与1928年傅斯年所写《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具有同样的意义，而性质上则类似1923年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余氏发刊辞（下简称余文）的基础是透过对史料学派（即傅斯年所谓“史料即史学”的看法）和史观学派（主要唯物史观，以马列思想解释中国历史）的反省，进而指出未来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路向，此文可以视为是为了建立史学新典范所做的一个努力。
套用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观念，今日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可以说都到了“技术崩溃”（technical breakdown）的局面。就史料学派而言，1972年《思与言》杂志社举办“二十年来我国的史学发展”讨论会，杜维运教授就含蓄地指出“近二十年来，不可否认的，考据学仍然是史学的主流”，但是“考据学风下，史学家容易陷在史料与枝节问题里面，而不能高瞻远瞩地看历史的发展”；李恩涵教授则明确地表示：“历史为史料学”的时代已经过去，史家在史实重建之外还应从事历史解释的工作。[3]1980年代以来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新动向，更使许多史学工作者不再同意傅斯年所谓“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就史观学派而言，1954年中国大陆《历史研究》发刊后，有中国大陆史家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从事历史研究，把中国的史实套入唯物史观的历史阶段论之中，使史学在某种程度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到了1977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又开始批判这种过度政治化的史学，认为是“古为今用”、“影射现实”、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其后又产生了新的反省，喊出“实事求是”的口号，因此目前鼓励文物的发掘、实际的调查、资料的搜集等工作，中国大陆史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从史观学派折回史料学派的旧路。在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逐渐为人批评之时，余文尝试为中国史学界指出一个新的路向，对未来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余氏曾指出：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民初史学界而言有“典范”（Paradigm）的意义，[4]今天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余氏《史学评论》发刊辞同样地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史学研究的典范。
余文对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批评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就历史研究的目的而言：史料学派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辨伪作为史学研究的中心工作，当一切事实考证清楚，历史真相自然显现；史观学派则为运用中国经验来“证实”马克思的“一般性的历史哲学学说”。
（二）就史学与时代而言：史料学派为史学与时代脱节，置现实于不顾；史观学派则为两者绾合得过分密切，史学为现实服务。
（三）就方法论上的主客关系而言：史料学派对史学之客观性认识不足，以为将事实考订清楚就是绝对的客观；史观学派则过分的主观，将历史视为任人予取予求的事实仓库。
英国史家伯林把一切思想家和作家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刺猬型，这一型人喜欢把所有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他们的所知、所思、所感最后全都归结到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一是狐狸型，他们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个一贯的中心系统。[5]以伯林的“刺猬”与“狐狸”来看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狐狸”正是知道许多复杂事实的史料学派，“刺猬”则是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史观学派。
余文在反省之后也指出了新的展望，他认为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史观则为其上层建构，两者合则双美，离则双伤。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在众多历史事实中，发现它们之间主从轻重的复杂关系，以说明历史之变化与发展，此即传统所谓“疏通知远”和“通古今之变”。所以今后中国史学研究应“认清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过程，并透过对过去的了解而照明今天的历史处境”。这一点又牵涉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余氏认为史学应配合时代，但史学与现实之间又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史学有其自身的纪律与尊严，应负起批导时代的责任。再就方法论的主客关系而言，余氏主张主客交融，将疏通工作建立在史料考订的坚固基础之上，以一家之言来贯穿古今之变。余氏提倡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也奠基于这种看法之上。
笔者认为余文的提出既是承旧，也是创新，它一方面代表中国史学传统中章学诚至钱穆史学观念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此基础之上以开放的心胸融入了许多新的见解。在承旧方面拙文先探讨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传统渊源，再进而追溯章、钱史学对余文的影响。
史料学派虽受到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但与清代考证学风更有血脉相连的关系。傅斯年就明确地指出：史语所工作的第一条宗旨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6]顾亭林（1613—1682）提倡“博学于文”，认为学问的范围包括至广，不仅指一切文字记载的书籍，而且包括宇宙间一切事理事物，他在经、史、音韵、训诂、金石、地理的成就，为清代考证学开创了新方向，而治学的方法，如“以证据普遍归纳”“反复批判”“探求本源”“实地考证”等，皆为考据学家所师法。[7]阎若璩（1636—1704）著《古文尚书疏证》，以充分的证据辨明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曾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方法上则为“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烂如电”。[8]一百多年后的傅斯年还称誉此书为“那么一个伟大的模范著作”。[9]此外傅氏所谓“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10]这种态度无疑地正是考据学者“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翻版，两者在方法论上的假设并无不同。总之，史料学派在精神上和方法上都顺应着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发展而产生。
史观学派的主流（马克思唯物史观）虽然是由外国传入，然而余文已指出“奉天承运”的观念是重要的背景，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检讨中国史学传统与政治之关系，可以发现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例子层出不穷。历史上正统论的争执是为了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弗里曼（Michael Dennis Freeman）也指出11世纪中国历史撰写是一种政治工具，[11]北方人所写的史著中奸臣大都是南方人；不过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末康有为的“三世说”，这种说法源于《春秋公羊传》，也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历史的演变是由“据乱世”进为“升平世”（小康），再演变为“太平世”（大同），反对因崇古心态所造成的退化论，随着时间的演变，不同的阶段应实行不同的制度，而人类社会会不断地进步，最后则实现康氏《大同书》上所描绘的理想世界。这种历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思想模式十分类似：（一）两者皆为历史演化的阶段论，只是一为三阶段，一为五阶段。（二）演变的最后阶段都是乌托邦世界，康有为的“太平世”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三）都认为历史是无法抗拒的潮流。（四）都以历史为政治服务，为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根据。因此笔者认为在唯物史观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一些传统的观念已经为它奠下了基础，用孔恩的话来说，即一切概念的范畴（conceptual categories）都已事先准备齐全了。
笔者当然无意将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比附为清代今古文之争，因为事实的情况远较此为复杂。史料学派重视史料真实性之考订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影响，余文也指出古文派的章太炎和康氏的弟子梁启超都有史观学派的倾向；而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之背后同样具有“科学主义”的心态。拙文对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溯源工作，只是希望进一步厘清余文之背景。
其次，余文背后所展现的章学诚、钱穆之史学思想亦值得加以分疏。余氏曾深入分析章实斋，称之为中国二千年来唯一的历史哲学家，也是中国传统历史思想之集大成者。[12]章氏的史学思想有下列四个重点：
（一）“六经皆史”说的提出——使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甚至可以笼罩经学，同时认为六经只是古代的政典，而事变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此一观念也使“变迁”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这个看法有助于“经典神圣性”观念之破坏，具有韦伯所谓“神话袪除”（disenchantment）的意义。[13]
（二）反对“道”的永恒性──认为“道”具有历史的性质，透过历史研究才能充分掌握“在时间之流中演变”的道。因此史家必须“不离事而言理”。[14]
（三）记注与撰述的分别──记注是指史料的保存与编纂，撰述则为“成一家之言”的历史著作。
（四）史学的经世精神──为学应切于人伦日用。
从以上观点出发，章学诚对当时盛行的考据学风十分不满，他认为学者应探求大本大原，而勿流于烦琐，考据为“补苴襞绩”，只是基础工作。“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15]所以“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16]而史学之异于史纂和史考是在于掌握到“史义”，史义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17]另一方面则为“史学所以经世”。[18]
因此余氏在《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中认为：章实斋对清代学术的批评，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将乾嘉考证和兰克以后的历史主义汇合之潮流中，“尚未完全失去时效”。[19]笔者认为余氏对史料学派的不满与章氏对考据学风的批评如出一辙，对史学未来的展望也和章氏史学理想符合。
至于章氏观点和近代史观学派的关系，不易掌握，因为“事变出于后者”章氏不能言，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章氏观念在今古文两派的不同见解而得到一些讯息。古文派重考据训诂与章氏之旨不合，但章氏的观点与今文派“寻先圣微言大意于语言文字之外”的基本精神相同，而且两者同为乾嘉考据之回响，只是一从经学立场，一从史学立场。因此今文派之龚自珍深受章氏影响，他主张通经致用，重思想、发挥，不仅为个别事实之考订，亦追求原理原则的探讨，正是结合了庄存与和章实斋而成。但今文派从龚自珍到康有为的发展却逐渐地远离此一路向，变成了“不经不史”。郭斌龢在《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一文对此有所批评：章氏思想与今文学家有暗合之处：“惟今文学家，每言大而夸，师心自用。好以简单之公式解释复杂之史实。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流弊所及，至束书不观为荒诞不经之议论，或且卤莽灭裂，为实际政治之冒险。此与实斋精神根本不侔。”[20]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如果以章氏史学精神来批评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发现史料学派偏于“事”，史观学派则偏于“理”，而历史是人类以往一系列发展的行动，每一行动都包含了事与理，因此史家应“不离事而言理”──此一见解正是余文的重要基础。
除了章学诚的观念之外，钱穆史学思想亦对余文有影响。钱氏在《中国史学名著》中盛赞章实斋，而且该书结束于章之《文史通义》，因为“其下无合于标准的史学名著可讲”，[21]并指出治中国史学应跳出道咸以下至目前之学风，而游神放眼于章实斋之前。这样的结束似乎暗示：钱穆将自己的史学上接于章实斋。当然我们也承认，钱穆史学已经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对余文有直接的影响。
钱穆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在学术全体的大流变之下谈史学”，[22]因此他希望“诸位不要把眼光心胸专限在史学上，史学并不能独立成为史学……学问与学问间都有其相通互足处，诸位该懂得从通学中来成专家”。[23]
余文中亦呈现出此一精神：
（一）余文一开始就指出：现在中国史学的衰弱并不是一个孤立而突出的现象，实际上它只是整个学术荒芜的一个环节而已，因为史学必须不断而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这个看法不但点出了病因，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是：重振史学不能只重视史学本身，根本之途必须培养社会中整体学术的生机。
（二）钱穆史学虽然是“社会科学史学前的史学”，[24]但却带有开放的精神，使余氏“能出钱穆史学方法论之上，敞开大门接受社会科学的解释法则”。[25]
钱穆对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批评也与余文是一致的。从这点来看，余文与钱穆史学的脉络关系就更清楚了。余氏所谓之史料学派，钱穆称为科学派或考订派，其缺点为“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研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26]“要了解在方法与材料之外，尚别有所谓学问”。他并以泡茶来比喻，“一杯茶亦要好多片茶叶冲上开水，始成一杯茶，若把茶叶一片片分开，单独泡，便不能泡出茶味来”，[27]史料考证便是将茶叶一片片地分开，单独泡茶。余文所谓之史观学派，钱穆称为革新派或宣传派，此派优点为“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绾合，能求把握全史”；缺点则为“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沈浸于已往之历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28]
在对以上缺点加以反省之后，钱穆指出：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使人了解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的种种演变，及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二、要从历史统贯之中映照出现在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作为有志革新之参考。[29]余文所谓“中国文化独特型态与发展历程”即钱穆之第一个条件，而“对过去的确切了解可以照明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认清势的作用与性质，对我们眼前的处境有指点方向之功”则为钱穆所要求的第二个条件。
以上笔者从余文中承旧的一面作初步地分析，认为余文扣紧了章实斋的史学观念和钱穆对国史的反省而展开。章氏对考据学风的不满，钱氏对史料、史观学派的批评与余文有类似之处，但余文的典范意义不是单从传统的内在演变所能解释，章氏在17世纪所受到的考证压力，钱氏在抗战时所见国人对历史的漠视与误解，和1979年余氏撰写此文的背景有所不同，余文的出现有其时代的意义。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章实斋的历史思想已经逼近了一个新典范，但在清代学术风气之下，他虽想力挽狂澜，最后却郁郁而终；钱穆的历史思想则为新典范立下初步规模，然而他的看法也没有获得普遍的回响，很多人对钱穆的作品充满误解，傅斯年甚至宣称“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30]一直到余氏，在传统的基础之上，融入许多新的见解，才有比较重要的转变。
首先余文所面对的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界的极端发展，因此余氏针对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基本主张提出反省，然而极有意义的是，余文的反省中只有两派的看法，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历史学者的名字，这种处理在方法学上属于韦伯所谓的“理想型”（ideal type），因为现实的史学状况不可能那么泾渭分明。如史料学派的主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傅斯年和李济到今天许倬云、毛汉光诸先生，看法不断地调整与改变，有些人早就放弃“史学即史料学”的工作旨趣；而大陆史学界中亦有不少依赖马克思主义框架，而内容很扎实的史学作品。所以我们只能说史料与史观的划分是为讨论上的方便而指出的趋势，现实中并不是那么清楚。但这样的处理却可以增加新典范在解释上的应用，因为这二种研究趋势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例如中国大陆史学从史观折回偏重史料的旧路，台湾地区史学界某些作品是以历史为特殊的政治主张服务，或以设定的架构套用于历史现象之上，这些态度应该是同样地受到余文的批判。
其次，余氏对研究态度主张“史学研究上理性和情感是能够而且必须取得平衡”，笔者发现余文中隐去了强烈的民族激情，他不像钱穆那样强调“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31]取而代之的是以世界的眼光或全球的视野来观察中国文化的特色，这一点是余文与钱穆史学不同之处。近代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民族意识高涨，民族主义几乎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史家的著作之中都充满了浓郁的民族情感，甚至产生民族的偏见，余氏所表现之世界眼光正是希望平衡民族主义的偏狭。在此前提下，余文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过程”之目标更具深刻的意义。然而民族激情和世界眼光是否无法协调？“世界史家”的境界是否必然高于“民族史家”？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思考。
为了达到余氏所倡导的目标，他主要提出了下列几种方法：（一）比较研究，（二）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32]（三）基本功力的长期累积，（四）分析、综合的交互运用。第三点和第四点都是切实可行，争论和困难较少，下文中笔者只讨论第一点和第二点。
比较研究主要是配合上述之世界眼光，使中国文化之特色能在与其他文化比较中突显出来。消极地说，要避免比附，不应将目标定为追求发展中的“通则”或“规律”；积极而言，比较之时不但要异中求同，还要同中求异，所以异文化的历史进展足资参证，小区域研究的文化体认也可用于中国史的分析。余氏所谈的比较方法对史学界来说，还是一个有待努力的方向，这牵涉学者的素养，治本国史者多半不接触外国史的著作，甚至外国史的经典作品在国内也不易找到，这些缺陷不但“削弱了史学家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也使史家对问题的解答不够深入。
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亦值得加以检讨，此一看法从民初以来就不断地有人提倡，如何炳松翻译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新史学》，著《通史新义》，一直到《食货》与《思与言》杂志的鼓吹，所以黄俊杰教授认为：近十年来，国内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史学与社会科学之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结合”，[33]余文的见解正是配合此一动向。但余氏却别有会心地提出“史无定法以切己为要”的基本原则。[34]史无定法的法，胡昌智从研究程序的角度指出：不是指一般的史学研究技术──如找寻史料、考证真伪、论文与批注的形式等，而是指“社会科学提供出的解释规则”，[35]也就是说就前者而言，历史学有其纪律，但后者则并无成法。我们尝试以Abraham Kaplan的比喻作一诠释，如果把史学研究比喻为球赛，则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方法，不是裁判，也不是制定规则的委员，它只是球队教练为适应实际状况所提出的对策，它的好坏端赖能否有效地赢球而定。[36]能够使我方赢球的方法应该就是余文所谓的切己。然而“史无定法切己为要”之说仍然值得讨论，有经验的史学研究者对这种说法可能会认为“与我心有戚戚焉”，但对初学者而言，这一个原则却显得空泛，不易掌握，常常会在面对史料时仍是手足无措。不过史学之所以引人入胜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一种一加一的学问，它不但需要基本功力的长期累积，更需要内在心灵的细致领悟。
余英时先生不但讨论了历史写作之原则，也将这些原则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例如他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以心理分析的观点研究章实斋早年的认同危机；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两文中以孔恩的“典范论”来分析学术史的发展。[37]最近出版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则利用“轴心时代”作为分析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在与其他古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对照之下，中国轴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38]上述的作品在方法的运用上都可谓是圆融无碍，对“史无定法切己为要”的原则而言，具有示范的作用。
然而当前史学界中有类似水平的作品并不多见。台湾学界中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还牵涉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今日我们所接触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都有浓厚的西方性格，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脉络，这些理论与方法应用到本土研究时，必然有其限制性，因此1980年，“中研院”民族所召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就是要追求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希望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建立社会科学理论。这和余文所谓：脱离佛教史上的“格义”阶段，实现自创天台、华严的理想境界，在精神上完全一致。但是从该研讨会的论文之中也显示了一些问题，提倡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学者，多半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也就是心思为善，其学不足以济之，这可能使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理想徒成具文。[39]
以上笔者分别从承旧和创新（指超出传统史学之外的部分）的两个角度对余文作一反省，在承旧的方面本文厘清章、钱的史学渊源，在创新的方面则尝试以近年来国内的学术经验回观余文。余文具有深厚的史学根源，尤其可贵的是它能适当地结合传统与现代，以此批判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再系统地指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向。当史料、史观学派逐渐为人质疑甚至放弃的时刻，此文“指点方向之功”，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因此，余氏的发刊辞和与此相呼应的史学作品，对现代史学而言应具有建立典范的意义。在理论层面上：他指出历史的多样性与发展性，而从发展的脉络之中可以了解未来的动向；在方法层面上：他强调适当地应用比较研究与社会科学的解释法则，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从事疏通知远的工作；在价值层面上：第一，史家应关怀时代，但要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第二，应以世界的眼光超越民族主义的偏狭态度。这一系列的看法已经逐渐地为人们所接受，而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史学工作者或许将继续在此一典范所启示的方向上，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注释】
[1]本文原刊于《史学评论》，期8（台北，1984），页153—168。
[2]此文刊于《史学评论》，期1（台北，1979），后收入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页1—29。
[3]《二十年来我国的史学发展讨论会记录》，李弘祺等著：《史学与史学方法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0，页376—383。
[4]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收于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页90。
[5]转引自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页69—70。
[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1928年广州初版，1971年台北再版，收入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76，第2册，页975。
[7]黄秀政：《顾炎武与清初经世学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页107—122。
[8]阎若璩语，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上册，页220—221。
[9]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页975。
[10]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页976。
[11]Michael Dennis Freeman，“Lo-yang and the Opposition to Wang An-shih：The Rise of Confucian Conservatism，1068—1086，”Ph.D.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72，pp.133—168.
[12]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收入氏著：《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页186、209。
[13]此观念之介绍见高承恕：《布劳岱与韦伯：历史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意义》，收入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丛》，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增订再版，页146；亦见高承恕：《从马克斯·韦伯的再诠释谈社会史研究与社会学的关联〉，收入“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编：《第一届历史与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台北：“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2，页33。在此意义之下，章氏“六经皆史说”对疑古派产生影响，顾颉刚在《史林杂识》小引曾说“六经本古史料也”，他虽然把“六经皆史”的“史”化约为史料，但不承认“经典神圣性”的精神却与章实斋的观点有类似之处。
[14]David S.Nivison，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1738—180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139—190.
[15]章学诚：《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台北：史学出版社，1974，页309。
[16]章学诚：《内篇二·浙东学术》，《文史通义》，页52。
[17]章学诚：《内篇四·答客问上》，《文史通义》，页136。
[18]章学诚：《内篇二·浙东学术》，《文史通义》，页52。
[19]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页206。
[20]郭斌龢：《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卷1（1941），页57。
[2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页336。
[22]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页336。
[2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页336。
[24]胡昌智：《〈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德国史历史主义》，《史学评论》，期6（台北，1983），页16。此语主要指《国史大纲》一书。
[25]胡昌智：《从孔恩的“典范”观念谈〈史学评论〉发刊辞》，《史学评论》，期6（台北，1983），页160。
[26]钱穆：《引论》，《国史大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修订二版，页3。
[27]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页326。
[28]钱穆：《引论》，《国史大纲》，页4。
[29]钱穆：《引论》，《国史大纲》，页7。
[30]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页202。此语虽系钱氏晚年之回忆，真实性待考，但至少反映钱氏认为自己的看法并未被普遍地接受。
[31]钱穆：《引论》，《国史大纲》，页1：“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32]余文之中有时强调“吸收有关科学的方法以为己用”，有关科学主要即指社会科学。
[33]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上）》，《汉学研究通讯》，卷2期2（1983），页69。
[34]此原则不专用于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亦可广泛地指一切史学方法的运用。
[35]胡昌智：《从孔恩的“典范”观念谈〈史学评论〉发刊辞》，页157。
[36]康乐、黄进兴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页39。
[37]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收于氏著：《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页381—418；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页77—92。
[38]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
[39]对此问题的反省见杨懋春、黄俊杰：《史学、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黄俊杰：《儒学传统与文化创新》，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