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文编”简介
近代“经世文编”的编辑一般多溯源到《皇明经世文编》，[4]此书编于崇祯十一年（1638），编者主要是隶属“几社”的陈子龙（卧子，1608—1647）、徐孚远（闇公，1599—1665）、宋征璧（尚木，生卒待考）三人，全书网罗明洪武至天启年间臣僚著作三千余篇，正文504卷，补遗4卷，共508卷。编排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多数是一人一卷，少部分为一人数卷或数人一卷。收录的文章包括奏折、文集中的作品、往来书信等。清初因政治因素，将此书列入“应销毁书目档”，故道光以前该书流传并不广泛。[5]日本学者曾出版了一本明代经世文分类目录，包含了《皇明经世文编》等11部明代的“经世文编”，使数据的运用更为方便。[6]
清朝第一部较著名的“经世文编”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出版的《切问斋文钞》（以下简称《文钞》），编者为山东地方官陆耀（朗夫，1726—1785），全书搜集清初以来各类文章四百余篇，计30卷。该书的编辑方式与《皇明经世文编》不同，不采人物为中心，而以类别为分类标准，将性质相同的文章集合在一特定项目之下。全书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等十二项。这种以类别为中心的分类方式，以及将“学术”置于卷首统领全书的方法为道咸以下各“经世文编”所仿效。《文钞》出版之后陆续再版，道光初年河南布政使杨国祯曾重刊此书；同治八年（1869）江陵钱氏再度重印，并将书名改为《皇朝经世文钞》，目前“中研院”史语所、台大、近史所分别收藏了一种版本。《文钞》出版于考据学风大盛之时，足证乾嘉时期士人的经世传统仍未断绝。[7]
《文钞》出版后的半个世纪，又出现了第二部重要的“经世文编”，此即魏源（1794—1857）应贺长龄（1785—1848）之邀而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以下简称《文编》），该书于道光六年（1826）出版，书中收录清初至道光三年间的文章2200多篇，共120卷。全书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术”，为全书之纲领；其次是“治体”，说明政治的基本原则；再其次则依六部的顺序分为“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讨论具体的行政技术。各部分之下编者再细分为65个小目。由此可见《文编》不但条理清晰，且笼罩面更为完备。就思想内涵而言，《文编》出版于鸦片战争前14年，足可反映西方冲击前夕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同时也说明儒家求变的精神绝不能单纯地解释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而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一种发展。[8]
《文编》出版后广受学者的欢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张之洞（1837—1909）、康有为（1858—1927）等人早年都曾批读此书。[9]俞樾（1821—1907）尤其给予好评：
自贺耦耕先生用前明陈卧子之例，辑《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此书。[10]
由于《文编》广受士人欢迎，出版之后的六七十年间，以《补编》《续编》为名的书籍接踵而出，前后有二十多种。这些出版物不仅在名称上沿用《经世文编》之名、体例上多数与《皇朝经世文编》类似，甚至有些书的卷数亦保持120卷。学术界曾有多篇文章介绍这批史料，为了说明上的方便，我们综合各文，将《皇朝经世文编》之后的各《经世文编》列成下表：[11]
续表
续表
数据源：
①日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经世文编总目录》，东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56。
②平凡社：《アジア历史事典》，东京：平凡社，1960，卷3，页283—284，百濑弘撰“皇朝经世文编”条。
③钱实甫：《关于经世文编》，载《历史教学》，1968年8月，页13—18。
④黄丽镛：《魏源年谱》，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页266—268。
当代学术界中首先注意到这批史料的是日人百濑弘，他在1941年撰成《清末の經世文編に就いて》，对于《文钞》以后的十部“经世文编”的编者、成书背景、收录文章作简明的介绍。他强调时代的变迁会促使文编内容与编纂形式的变化，故文中详细地讨论各书纲目的增减及其代表的意义。他认为陆耀的《文钞》是以朱子学思想为基础，故注意各种典礼，强调政治与道德的结合；至魏源所纂《皇朝经世文编》加强了实际倾向，故删除了天文、乐律部分，而增加水利、河防方面的文章。鸦片战后中国局势发生变化，光绪年间葛士浚、盛康的续编为适应新情况，增加“洋务”部分，介绍新知；至陈忠倚的三编，更明言《皇朝经世文编》中儒行、宗法、礼论、婚礼、丧礼、服制、祭礼等项对富强之术毫无裨益，故多予删除，而另增测算、格致、化学、矿务等。麦仲华的新编在“经世文编”发展之上是一大突破，作者认为该书不但在体例上打破了以“六部”为中心的编辑格式，内涵上亦有所创新，书中宣传康、梁的维新变法，收录外人著作，介绍泰西史地。总结清代的几部《经世文编》，百濑弘认为这些书籍先则主张继承传统逐步修改，后则力倡维新变法追求富强，反映出清末中国读书人政治思想的变迁。[12]
日本学者对“经世文编”一直有浓厚的兴趣，1956年日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在市古宙三（1913—2014）的提议下，搜集了17种《经世文编》，编成《经世文编总目录》，并附作者索引及各书纲目变化的对照表，该书的编成使这批史料更为人所知，对于“经世文编”的研究有很大的贡献。
1968年大陆亦有学者撰文介绍“经世文编”，即钱实甫《关于经世文编》一文，文中介绍了16部《经世文编》的编者、纲目与内容大要，钱氏亦谈到各书收录文章的差异可以反映编者的不同立场。例如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主要搜集清季以来有关新政言论，混合中外著述编排”；阙名所辑《皇朝经世文统编》，“主要是封建文士和洋务官僚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言论，维新色彩较少”；于宝轩所辑的《皇朝蓄艾文编》则“选辑冯桂芬以后各家有关变法的著述”；至于《民国经世文编》则明显地偏向袁世凯：
很像“公牍汇编”的性质，主要的侵略分子如古德诺和有贺长雄等也被选入，但全书无孙中山一文，对袁世凯则称“大总统”而不名。关于张振武被害和宋教仁被刺，以及镇压“二次革命”的材料，全部列入内政门的“定乱”目中，其态度可知。
钱文对于《经世文编》内容的介绍十分丰富，但分析不及百濑弘之细腻。
美国方面也有学者注意到这批材料，不过仅限于《皇朝经世文编》。据说费正清曾建议张灏以《皇朝经世文编》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在介绍文字方面，1969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清史问题》上撰写“The Huang ch’ao ching shih wen- pien”，次年Peter Mitchell又在同刊物发表“ A Further note on the HCCSWP”，两文均为简短的介绍性质。[13]此后似乎并无学者从事“经世文编”思想内涵的分析，至1978年《剑桥中国史》晚清篇出版时，Susan Mann Jones和Philip A.Kuhn在讨论到道光初年经世思想时，仍然认为《皇朝经世文编》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14]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从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学者就已经注意到“经世文编”的资料，但半个世纪以来对“经世文编”的研究却仅限于内容的介绍，至多观察纲目的变迁。虽然也有不少文章引用“经世文编”中的史料，不过多数是从事制度史的研究，并没有学者以“经世文编”作为一个整体，深入分析其思想内涵。关键的问题是“经世文编”一方面有编者主观的选辑排比，另一方面又包括数百位作者不同的意见，它如何能成为一个思想的“整体”？又应该采用何种方法来分析？或许是由于这样的困难，以“经世文编”研究中国近代经世思想的工作一直没有推展。这种情况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改观，下面我们先介绍初步的研究成果，接着再反省研究方法上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