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的晚清民主思潮
至晚清最后的十年，随着留学生的增加，译介新思潮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晚清思想家对民主思想的宣扬与革命观念的传播，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当时有十余部书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在思想上启迪人们“走向共和”。它们分别是：谭嗣同的《仁学》（1897年），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梁启超的《新民说》（撰述于1902—1905年间），孙中山有关“三民主义”的言论，章炳麟的《訄书》（第二版）及其革命政论，邹容的《革命军》（1903年），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皆为1903年）及《狮子吼》（1905年），刘光汉与林獬合作的《中国民约精义》（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年），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1903年，原著为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の梦》），《民报》与《新民丛报》双方对于中国前途的论战文字。这些作品带来了对新时代的向往，也提供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温床。
其中，直接激励人们求新、求变思想的三本书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是近代中国首批留洋学生，返国后以引介西学、翻译西书，成为启蒙导师。他所翻译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的《天演论》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来译介新思想，鼓励人们救亡图存，成为竞争中的强者、适者，以免于亡国灭种。同时，该书也介绍了一种新的、基于科学的宇宙观与历史观。此书是近代中国革命与立宪思想的共同源头。[9]清末民初时期人们所写的日记、自传等，大概共有几百部，几乎没有人不提到曾阅读《天演论》的经验。胡适的自传《四十自述》就写得很清楚，他改名为“适”就是因为严复提倡“适者生存”；陈炯明号“竞存”，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10]《天演论》在晚清时带来两种不同的发展，一方面它鼓励人们积极地应变图强，使得一部分人因此而走上了激烈革命的道路；[11]另一方面它主张“渐进”“调适”，因为天的演化是逐步变化的，这一想法与改革派的渐进保守主张较符合。[12]当时的立宪派，就撷取《天演论》（与《群学肄言》）之中的“渐进”主张，认为历史的演变必须逐渐地变，不能把老房子推翻，重新再盖，而必须慎重而缓慢地调整。他们提出，应该先改变君主专制、实施君主立宪，再进步到民主共和，这和上述西方传入的政体划分：“君主”“君民共主”“民主”的线性发展，以及康有为所说的“春秋三世论”也是一致的。其实，康氏便是以“春秋三世论”配合西方天演的观念而提出三阶段的发展。相对来说，革命党觉得应该推翻专制，马上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以顺应世界潮流。
其次，与日后激烈革命行动关系最密切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谭嗣同是戊戌政变中被斩首的“六君子”之一。他有机会逃出北京而不走，因为他要为革命而流血，好为历史留下见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情操，使他所写的《仁学》传递着一种“烈士精神”。[13]它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革命（毛泽东即说他受湖南同乡谭嗣同思想的启迪）均有影响，促成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化。[14]谭嗣同提出的口号是“冲决网罗”，主张要破除纲常名教、提倡自主人格。他觉得五伦中的三纲部分：君臣、父子、夫妇都有压迫性，兄弟也具有上下的关系。五伦中唯一可以保留的，只有朋友一伦，因为朋友才是平等的。谭嗣同的想法，在清末民初引起很大反响，对帝制与家族伦理造成很大的冲击。如刘师培主张“毁家”，认为：“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后来傅斯年、李大钊与熊十力都有相同的看法）；[15]五四时期，鲁迅、巴金等人对家庭制度的大力抨击，都可以上溯至谭嗣同的《仁学》。[16]
相对于鼓舞革命的《仁学》来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比较复杂。梁启超在1902年访问美国之前是比较激烈的，并尝试与孙中山合作，共谋革命。他在《新民说》的前期，提出种种口号，主张塑造新国民。他认为新国民必须要有公德、进步、自由、权利、义务、冒险、进取等观念；他又提出了尚武的思想，这些都围绕着新国民的改造。梁启超最早指出：中国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国民质量，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新时代所需的新国民，中国才有希望。此一想法其实就是后来鲁迅所提倡的“国民性改造”。1903年，梁启超游历了新大陆之后，看到民主的缺陷与华人在民主体制之下的种种缺点，转而保守。他又受到严复译介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群学思想中“循序渐进”观念的影响，认为新道德的建立必须奠基于传统伦理之上，开始主张依赖传统思想资源，以“私德”的改造作为“新民德”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17]梁启超与革命党的分道扬镳与此思想转向不无关系。梁氏的调适、渐进的思想在晚清时普遍流传，成为立宪派“言论的指导者”。[18]黄遵宪说梁氏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19]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主张中国应仿效英国与日本，从君主专制改变为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之后，再转变为民主共和。
上述书刊有一些共同的关怀，包括肯定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史观，以及以民主宪政作为终极的政治理想；不过，人们对民族、民权和民生等三大议题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孙中山先生一派的革命党坚决支持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主张驱除鞑虏、建立共和；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保皇党，所支持者则是君主立宪，希望先实施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后再迈向民主共和。最后是关于民生问题的辩论，康、梁派采取的是较倾向资本主义的路向，主张提倡生产、发展经济、保护私有财产；而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党，采取的则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主张土地国有与节制资本等。[20]1902—1907年间，梁启超在横滨办《新民丛报》，革命党则在1905年于东京办《民报》与之抗衡。当时的人们在阅读上述书刊之后，受其启发，而在1905年前后，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支持革命。一位从湖南长沙官派到日本学政治的留学生黄尊三写下了《三十年日记》。他讲述留学的过程：到东京以后，开始进入语言学校；除了学习英、日文，闲暇的时候就读《新民丛报》和《民报》。1905年之前，他比较同情康、梁，他说：“《新民丛报》……文字流畅，议论闳通，诚佳品也”；1905年之后，因为看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辩论，受到《民报》革命思想的鼓舞，转而支持革命。1905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上写道：“《民报》为宋遯初、汪精卫等所创办，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文字颇佳，说理亦透，价值在《新民丛报》之上。”[21]此一个案具有指标性意义，象征了留日学生思想的转向，亦即1905年之后和黄尊三一样，从支持改革转向肯定革命的留日学生，为数不少。
总之，在晚清革命与立宪的各种书刊宣传之下，人们鼓起勇气参加革命，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将中国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辛亥革命来说，这个新时代的出现或许是偶然的，可是此一偶然的背后，却是上述书籍、报刊发挥思想动员的结果。梁启超在1912年10月所做的《归国演说辞》中指出：“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他说：“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22]上文的“黑血革命”正是思想动员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