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翻译，亦即将文本从一种文字转换为另一种文字，是一个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也是深受全世界学术界重视的一个研究议题。近年来有关翻译的研究不但注意到文本内容，也注意到文化脉络，尤其是观察历史文化背景与翻译活动的互动关系。以中国为例，现代性创造的过程就是通过大量翻译自西文或日文著作而产生的，而这些翻译的作品之中充满了各种无心的错误与有心的操弄。这样一来，中国的现代性可以说是一种“翻译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经此过程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有所差异，与日本（同样经由翻译而出现）的现代性也有所不同。

拉丁文中有一个和“翻译”（即英文translation）有关的词“Translatio imperii”，这个词大约在中古时出现，它的直译是指涉一种“权力”或是“统治”的转移。从中古时代开始，许多人就认为西方世界是连续性发展的过程，其中有权力的转移，但是基本上此一转移是在同一文化体制之下，这是一般所熟知的西方世界。唯此一西方世界内部包含了各种复杂多元的因素，以语言来说，从早期的希腊文，到罗马的拉丁文，再到文艺复兴后近代国家与近代各国语言的形成，其实包含相当多语言翻译的问题。翻译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就显得特别突出与重要。同时当欧洲开始与大食帝国的阿拉伯世界接触，接着又与中国接触，再次开始了更复杂的文化交流及翻译的活动。或许是因为此一原因，后来英文的translation就源于拉丁文的translatio。反观中国的情况也有一些类似之处，以孔子或朱熹为例，春秋时的孔子和南宋时的朱熹，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与我们有距离的语言。那么在延绵不断的历史中，儒家经典“注释”的过程，是否可以视为是一种翻译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亦即当朱熹开始注释《四书》时，他是将孔子的语言，用宋代人了解的方式再重新论述，而这样的活动就很类似今天很多人阅读白话批注的《论语》。简言之，经典注释、改写，也可以说是一种翻译。由此可见“翻译”即使在本土文化形成中，亦有其地位，而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遭遇、激荡时期，更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透过翻译而形塑出近代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笔者拟以两种途径为例，来看此一问题。一种是报纸广告的翻译（大众文化），另一种是几位重要知识分子的翻译工作与影响（精英文化）。近代以来每日刊行的报纸成为大家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尤其是报纸的广告传播了相当多的信息。广告无疑的是为特定商品所做的宣传，希望达到鼓励消费的目的，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广告的内容，尤其是由外国传入的商品之广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透过翻译而来的。这里面有蛮多的手段跟技巧，如何把外国的货品通过中国人可理解、接受的方式，加以引介，从而促成读者购买的欲望，其实就牵涉一个翻译的过程。再者则是大家较熟悉的层面，即知识分子对重要文本的译介。一般人在成长过程之中几乎多多少少都看过翻译作品，来帮助我们认识新知识、了解新世界。笔者拟介绍几位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鲁迅等人如何透过翻译，引介新知识来改变中国的传统、启发民智，并发展出一种新的语汇来表现出现代心灵与现代世界。总之，翻译并非只是精英分子的文字游戏，而是与每人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