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世俗化？
“世俗化”或称“俗世化”，[6]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所提出来的理论概念，主要用来形容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之中所发生的一种重要的变化，即宗教逐渐地由原先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影响深远的地位，经由“社会分化”（differentiation）、政教分离，退缩到一个相对而言较为独立的、私人的领域。世俗化之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生活逐渐除去了宗教的色彩，例如以往由宗教所主导的慈善事业由“非营利组织”所取代。
美国学者拉里·席纳尔（Larry Shiner）的理解颇为细致。他在题为《经验研究中的世俗化概念》一文中，认为世俗化具有以下几种含义：第一，表示宗教的衰退，即指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失去其重要的社会意义。第二，表示宗教团体的价值取向从“彼世”转向“此世”的变化，即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适合于现代社会。第三，表示宗教与社会、政治的分离，宗教逐渐失去其公共性与社会职能，变成纯粹的私人的事务。第四，表示信仰和行为的转变，即在世俗化过程中，各种“主义”发挥了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第五，表示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渐渐摆脱其神圣特征（如消除过去的神圣空间与神圣时间），即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此即由一个“神圣”社会转向一个“俗世”社会。[7]
席纳尔的理解大致概括了世俗化的重要含义。但如果考虑到世俗化一词来源与其使用的方式，根据席纳尔的观点，世俗化就是“非神圣化”，它意指一个漫长的社会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变化，即指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羁绊，社会种种制度日益理性化；二是宗教本身的变化，即传统宗教不断调节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一方面与政治、社会分离，另一方面退居私人领域。[8]
以上世俗化所引发的变化源自思想与价值来源的变迁。泰勒在上述的《俗世的时代》一书，为了描绘此一转变，提出了“超越的”（transcendent）与“内涵的（或内在的、固有的）”（immanent）之区别，来看“圣”（the sacred）与“俗”（the profane）的对照。他了解到所谓“自然的内在秩序”一词并不排除在此之上有一超越的造物主，不过所谓“内涵的”意指反对或质疑在“自然之物”与“超自然”之间，有任何形式上的“互相贯通”（interpenetration）之处。[9]
泰勒所谓的“超越的”与“内涵的”之区别可以说明西方世俗化过程中价值源头的转折。根据泰勒的《正当性的危机》一文，传统时期人的自我理解必须将自己视为是宇宙大秩序中的一部分（或源自神谕）；世俗化之后（特别是笛卡儿的主体性革命之后），自我的理解则是在认识自我本性中的种种冲动、渴望和理想；换言之，自我身份必须在自我之内来寻求。因此对现代人来说，理想的生活不是实现宇宙所赋予我的职责，而是使自我本性中的欲望与理想得到充分的实现。[10]就此而言，世俗化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11]用泰勒的话来说，世俗化背后有一个世界观的改变，他称之为“伟大的抽离”（the great disembedding）之后建立的一种“内涵的架构”（the immanent frame），此一架构构成了与“超自然的”、神圣的秩序相对的“自然的”秩序。[12]
此一变化也涉及知识论的改变。上述自我的实现与个人自由的追求对知识论有深远的影响，而知识论又影响道德观。在世俗化过程中知识论方面的变化即墨子刻所谓的“西方认识论的大革命”，促成“悲观主义认识论”的出现。悲观主义认识论源于以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韦伯、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91）和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等思想家为代表的西方认识论的转变，构成此一转变的思潮包括怀疑主义、逻辑实证论、分析哲学，与所谓“语言学转向”等。这个转变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将知识的范围缩小到可以充分证验的范围之内。用波普“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说，知识的范围仅限于“第三个世界”，亦即能以实验来反驳某种命题之境界，而关于“道德与本体的世界”，只有“心理的一些立场”（states of mind）或意见，而没有客观的知识。[13]西方认识论大革命之所以把知识范围如此缩小，最重要的是Eric Voegelin（1901—1985）所强调的，大约八百年以前（从12世纪的Joachim of Flora开始），在欧洲人们开始把知识化约到完全精确的观念。[14]为了追求知识的精确性，很多欧洲思想家偏到金岳霖在《知识论》所说的“唯主方式”（主观的唯心论）。据此，知识的渊源限于“经验”或“所与”，“所与”的内容则限于主体意识中的“当下呈现”或感觉，而“当下呈现”的内容与客观真实的关系，完全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换句话说，明显地指涉真实的命题只能指主体心中当下呈现的命题，而不是指个人内心之外的真实。指涉人心外真实的说法仅是有待反驳的猜想或假设，而这种猜想当然不是知识。这样一来，无论是上帝、天经地义的“常道”（及道德实践的标准）、关于“人性”之本体，或新儒家所说的“智慧”都渺不可得。[15]
知识论的变革也连带影响其他方面的改变。根据泰勒的看法，世俗化的观念不但用来描写环绕着“现代化”的社会变化之过程，其背后也有一套相应的政治发展的理论。此一理论源自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scientism），认为自由、平等与科学研究的进步是绝对的价值，因此在组织公共生活之时，这些绝对价值要超越并取代所有宗教的观念。上述的发展也与现代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出现若合符节。这一个观点不但反对宗教，也反对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与哈耶克（F.A.Hayek，1899—1992）的观点；柏克与哈耶克认为人们只有在文明社会之中才能繁荣发展，而文明社会之整合与福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传统的连续性。这样一来，世俗化的政治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思想”。[16]不过，诚如论者所述，无论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所创造的“天堂”或现代国族主义之下的仪节、情操与不容忍，都具有强烈的宗教倾向。[17]
世俗化的政治哲学是当代美国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核心理念，如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认为人们不仅应该放弃基督教，也要放弃苏格拉底的人文主义。他秉持功利主义的宇宙观，对他而言，宇宙只是为了实现人类的目的而存在的环境，不具有道德的意涵。又如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的“政治自由主义”同样地将民主的理论奠基于免除对特殊文化传统之偏好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与“合理性”（reasonableness）。对他而言，所有的信念（包括宗教信仰在内）乃是所谓的“整全论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s），并非绝对的真理。“理性的”公民同意对于这些涉及人类终极问题的普遍性的理论，人们无法论断其真伪。[18]此一观点也与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相互配合，亦即将宗教视为人们精神上的鸦片。
简单地说，西方学者提出世俗化的理论主要处理近代以来人与宇宙关系中“由圣入凡”的重大改变，伴随着人文主义（humanism）、个人主义的兴起、教育的推展，出现了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消退、信仰与实践的衰微，以及与信仰相关情况的改变。[19]同时，世俗化也带来价值来源、知识论与相对应的政治理论的变迁。简单地说，近代西方的主要变化均与世俗化有密切的关系。
不过，世俗化作为一种认识历史发展的社会理论，本身历经许多变化，并在西方学界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些讨论不但涉及理论内涵之讨论、适用性问题（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的讨论），[20]也涉及对西方世俗化发展趋势的批判（哲学家的讨论）。当我们将世俗化概念运用到中国时，也触及这两类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