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两种取径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问翻译的标准为何？它们是忠于或背叛原著？翻译是为了沟通上的方便，将一种文字转变成另一种文字，钱锺书将这个过程说得最传神，他说这是“化”。“化”字用得极妙，也就是将不同文化里所创造出的东西，透过一种非常精巧的方式，变化成其母国的读者所能了解的内容。翻译就是化，翻译功夫的高下在于化得好不好。基于这想法产生所谓的“原著中心论”，也是翻译研究里最普遍的处理方式，根据此一原则翻译的好坏决定于是否忠于原著，越忠于原著就越好，忠实度越少就越差。不过钱锺书也了解到翻译有直译，也有意译，而后者不一定比前者更不忠实。

那么以原著为中心对翻译标准的认定是什么呢？严复在译《天演论》（1898）时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堪称最高的翻译原则。“信”就是精确，翻译一定要翻得很准确，不能将白的变成黑的或灰的；“达”就是能将意思传递到读者身上，透过作者化的过程，将外国的思想、观念传送到读者的阅读经验中。“信”跟“达”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可以兼顾，但也可能有相当多内在的矛盾，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翻译作品能够“信”，但是不一定能“达”。例如，很多翻译的书看起来好像很准确，意思却都看不懂，读完以后不知所云，这就是信而不达，有时直译的作品会有此一缺陷。第三个标准是“雅”，亦即用典雅的文字从事翻译工作。不过，这也受到质疑。若原文俗鄙要如何翻译成典雅？原文是很俚俗的文字，就需粗陋，才算是准确的翻译，这时“信”就可能比“雅”来得重要。“信达雅”三原则虽受到许多争论，不过近代以来的翻译理论，基本上都追求“信达雅”的原则，讲求忠于原著。

第二种翻译理论是：译者易也，认为翻译就是改变。在意大利称翻译者是背叛者，这是非常有趣的表述。根据此一观点，翻译是不可能忠于原著的，只要译者开始翻译，就开始背叛原著，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呈现他想要呈现的东西，而呈现出来的翻译作品，跟原著之间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是所谓翻译即背叛的想法。翻译即背叛牵涉“信达雅”遭遇的困难，不背叛原著是非常困难而几乎不可能的事，例如英文的一个成语“drink like a fish”在中文不能翻译为“鱼饮”，只能翻译为“牛饮”（泛指狂饮、豪饮）。这些问题的讨论，其实有相当多语言哲学家以较深入的语言哲学角度再加以剖析，其中最有名的理论是语言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所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这是较复杂的语言哲学，最简单的说法，此一观点认为我们在常识中所认定的翻译的对等性是很成问题的。翻译的不确定性，不只是在不同国家所使用的不同语言的转换之间发生，在同一国家内，如国语跟方言，闽南语跟客家话，广东话跟上海话之间也会发生；而且即使是同一语言，也有这种翻译的不确定性，其实这就是误会产生的根本原因。翻译者即背叛者的背后，其实有很深的语言哲学的基础。由此观之，翻译研究不但是文本对比，不只是让原著与译作放在一起，看看翻译的过程有没有出错、是否精确，这只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近年来的翻译研究理论，开始问翻译者如何以诠释、挪用、引申等手法，在“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间宣称对等性的假设。虽然它宣称这两者是相等的，可是在这相等的过程里，就已建立中间地带（middle zone），而中间地带具有各种各样操弄的可能性。这个理论也开始让我们注意此种对等的建立（无论是词汇或是文本），其实是历史演变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从一种原来观念到另一种翻译之后的观念，它不是马上就拉一条直线，变成对等的关系（像字典那样的对照），而是认为对等关系的成立是长远且复杂、反复、迂回、曲折的历史过程，牵涉译者与读者的双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