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1]
清代考证学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明末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伴随着明亡清兴的历史变局、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耶稣会士引进西学的冲击，对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明末思想转变的基线是从“理学”转向“实学”，亦即从道德形上学的关注转移到对实际事物的高度兴趣。具体而言，这个转变的过程包括三个主要的学术方向，一为气的哲学，一为经世之学，一为考证学。这三者后来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9和20世纪。以考证来说，甚至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具有相当支配力量的学术理念。[2]
气的哲学、经世、考证三者虽同时展现了儒学由抽象转向具体的精神，其间有互相增强的作用，但亦各自有其独立的起源与发展。以气的哲学（亦称“气的一元论”）来说，它为理学内部的发展，是针对程朱理气二元论而起的反动，这种哲学强调本体论的基础是物质性的“气”（英文多译为material force或ether of materialization），认为理与气合而为一，而理只是气的一方面；其思想可追溯到明代程朱学者罗钦顺（1465—1547）以及王学中从刘宗周（1578—1645）到黄宗羲（1610—1695）一系列的发展，至清代则以王夫之（1619—1692）、戴震（1723—1777）、阮元（1764—1849）的哲学为代表。[3]至于气的哲学与考证的关系则颇为歧异，例如黄宗羲、戴震的考证学可能与其气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但杨慎（1488—1559）、陈第（1541—1617）、方以智（1611—1671）的考证工作则与气的哲学之关系不深。经世与考证二者也有分途与合流的错综关系，有些学者的考证工作源于经世之志，并以考证来表达经世的意念；有的学者的考证工作则纯粹出于知识上的兴趣，与经世的理想背道而驰。至清末二者的关系更为复杂，举例言之，康有为（1858—1927）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是以考证的形式来建构经世的理论；而钱穆（1895—1990）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则以考证的作品来批评康有为。[4]总之，由于这三种学术取向的交错发展，再加上数百年来理学的背景与西学的冲击，近世实学的起源问题成为一个迷人的学术挑战，而学者们在相互辩论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
有关近世气的哲学与经世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在此不拟细述，[5]本文的焦点是近世考证学的源起，作者企图澄清自民初以来中西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解释及其互相辩论的历程，并思考未来研究的方向。
民初以来学者多同意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各学者因着重点不同，有下列六类的解释：
⒈考证学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
⒉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
⒊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与笼络，士人参加政府的学术计划或自行从事与政治无关的考证工作；并有学者由此评估考证学者精神上的沦落。
⒋考证学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关，社会中的许多成员如官员、商人的奖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以及人口的成长，都直接或间接促成此运动的发展。
⒌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例如认为考证的兴起涉及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或认为受程朱陆王的辩论、气的一元论的提出或经世思想的出现等因素影响。
⒍认为考证学的出现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并强调上述第四项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性。
上述解释因素的排列顺序主要不在提出时间的先后，而在性质上的不同。
有关考证学兴起的第一个解释将之追溯到明末前后七子文章之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例如朱希祖（1879—1944）与萧一山（1902—1978）认为：
窃谓清代考据之学，其渊源实在乎明弘治嘉靖间前后七子文章之复古……然欲作秦汉之文，必先能读古书，欲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然古书之难读，不仅在字形而尤在字音；于是音韵之学兴焉。
他们认为杨慎的《古音丛目》《古音余》，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是由此而来，而顾炎武（1613—1682）的《音学五书》也是继承此传统。[6]
钱穆虽然没有提到明末前后七子，但同样地将顾炎武、阎若璩（1636—1704）考证工作追溯到杨慎、陈第、梅鷟（约1483—1553，主要活动时间在16世纪初叶）、焦竑（1540—1620）、方以智等人，他引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论方以智通雅：
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则牵缀佛书，伤于杂芜。唯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一扫悬揣之空谈。
而这些明末先驱者的考证兴趣一方面是个人对博学的喜好与友朋之间相互辩论而起，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宋元的传统。[7]
至于个人经历对考证兴起的影响可以以陈第为例，根据容肇祖（1897—1994）的研究，陈第考证的方法“大约本着他的家庭传习的法律的观念（其父为老吏），而推用到考证古书上”。陈第自己也说他读书时常参看传注不同的解释而作判断，有如断狱。[8]其后的学者也同意前后七子的复古与杨慎的特起，以及受杨慎影响的焦竑、陈第等人对晚明考证学的兴起有相当的助力。[9]
有关考证学兴起的第二个解释是强调耶稣会士的影响。梁启超（1873—1929）指出：
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10]
事实上，明末清初学者如焦竑、陈第以及刘献廷（1648—1695）似乎都受到利玛窦所译有关拉丁拼音字母之著作的影响，而认识到拉丁字母在拼写古音上的价值，三人在考证音韵的研究上有重要成就，成为清代考证学者的先驱。[11]
彼德生（Willard Peterson）有关方以智的研究也显示耶稣会士所传西学与17世纪思想变动有关。方氏一方面是一个耶稣会士传入西学的评注者，另一方面他又从未真正地醉心于理学；他个人选择了以考证与有益社会之研究工作，来作为安身立命之处。[12]方氏的生平经历成为17世纪思想变动的一个重要案例，这个案例显示在主流的学术辩论（理学对心性的辩论，下详）之外，其他因素如个人的抉择或西学的影响也促成考证学的兴起。
有关考证学兴起的第三种解释则着眼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亦即认为：由于满洲贵族对士人的压迫，因而促使他们转向考证学的研究。首持此说的可能是清末民族主义史家章炳麟（1869—1935）。[13]梁启超也指出：“异族入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14]此外，亦有人强调清初文字狱更对士人造成内心的强烈恐惧，故转而从事考证，例如Luther Goodrich与Lawrence D.Kessler的作品详细描述了清初皇帝为消解士人反清情绪发起了各种不同的运动，[15]在这种环境下，不具政治色彩的（apolitical）考证学逐渐兴盛起来。
钱穆与唐君毅（1909—1978）都支持此说。钱穆认为宋明学者的理想是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但乾隆时期皇帝却公然表示“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难怪“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唐君毅在《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分析考证学之起因时强调：“当时因无讲学自由，为避免遭祸而埋首陈编。”同时钱、唐二人均认为考证学者因避祸而走入故纸堆中，精神上便有一种委屈感，其后又以文物之发明而沾沾自喜，因此气度狭窄，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16]
在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1903—1987）也强调政治方面的解释。他认为考证学的兴起主要是受到康熙以来“反动文化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包括文字狱、荐举山林隐逸与博学鸿词，以及一些像《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大型的编纂工作。尤其是四库计划征集了数百位包括戴震在内的有名的学者，成为考证学的大本营。侯氏认为：皇室的鼓励与“封锁”限制了士人的学术兴趣并形成了新的学术潮流。[17]
上述环绕着政治因素的解释着重文字狱与四库计划等历史事件，但笔者觉得最近一本有关《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的研究，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新的挑战。该书作者盖博坚（R.Kent Guy）认为四库计划并不是一个完全贯彻皇帝旨意的计划，相反地，它是在士绅、官僚以及皇室之利益的互动情况之下成长，它受到所有力量的形塑，而并非受到任何力量的完全控制（shaped by all but dominated by none）。该书作者发现在实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受到压迫，而且还积极地利用这个计划来为本身谋利。这本著作间接地修正了上述视考证为满洲贵族压迫之结果的解释，此书显示满洲贵族的控制与笼络政策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新学术风气的源起，而清代政治与学术之关系也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单纯而直接，士人学术思想发展有其自主性的一面。[18]
此外，许多学者都同意文字狱虽会影响士人论政，但论政之外有许多学术选择，不一定非得从事考证，故文字狱等政策是考证学兴起的外缘而非本因，其本因要从内在的演变来探讨。[19]
有关考证学兴起的第四个解释强调社会经济变化对学术思想的影响。例如倪德卫（David Nivison）在讨论章学诚（1738—1801）思想一书中注意到考证和清初士人阶层之成长的关系，他指出对于那些因为社会上职位有限，无法借此博取声名的士人而言，考证学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方法。[20]虽然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但却已指出由于人口增加造成士人阶层的扩大是考证学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
比较广泛地注意到考证学之社会背景的作者仍推梁启超。他第一个将考证视为是一个整体的社会运动，而且指出“当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他提到当时官员的生活形态、家中藏书、相互讨论质疑的风气；当时豪商阀族的奖掖，例如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著名的书肆以及出版业聘名流担任校雠工作等。梁氏认为当时除了学者对考证的兴起有所贡献之外，其他的社会角色亦直接间接地推动此一运动。[21]
或许最企图将中国思想史放在社会经济脉络中来观察的学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上述的侯外庐是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要代表。在《中国思想通史》一书中，他将明末清初的变迁视为是“封建”秩序的解体以及商业经济（资本主义）的萌芽。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他称为“启蒙运动”──是社会经济变迁的反映。根据他的看法，启蒙运动的领导者像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代表了城市中等阶级的利益，所以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盖皆本也”的观念。不过侯氏否认17世纪顾、黄等人的考证工作与18世纪考证运动之间的关联。因为对前者而言，考证是经世的手段，但在后者考证却丧失这种崇高的精神而沦为清廷统治的工具。[22]在书中作者花了很长的篇幅描述18世纪商业的发展，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澄清这种经济变迁和学术兴起的关系。这种解释的空隙留给后人继续研究的机会，艾尔曼的书后来补足了这方面的缺憾（下详）。
对于近代考证学兴起的第五个解释认为：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儒学内部的发展。其中最普遍的看法认为考证是针对理学空谈心性而起的反动，故转而研究经史实学。这个意见至少可以追溯到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顾氏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指出：“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23]黄宗羲也反对理学家束书游谈，力主“穷经”与“读史”。[24]在清初有不少的学者和他们有相同的看法。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根据顾、黄等人的意见，更力持这种观点。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清代思潮是对宋明理学的大反动。因为理学研究的是“昭昭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后来产生“狂禅”一派，不避酒色财气；同时士人又受科举制度的腐化，至明末学术界已无生机。梁氏认为清代的考证学的兴起其基本动力是对晚明学风的攻击与反弹：
承明学极空虚之后，人心厌倦，相率反于沉实。
因矫晚明不学之敝，乃读古书，愈读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25]
这一种解释在一段很长的时间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明清思想变迁的一个正统解释。例如萧一山于1923年完成的《清代通史》以理学的反动为清学成立的第一背景。[26]而被誉为民国以来影响力最大的学者胡适（1891—1962）也十分同意这个观点。胡适认为宋明理学讨论了五百年的玄学，结果导致政治腐败与异族入侵，因此17、18世纪反理学运动兴起，反对空虚冥想并注重实证。他并大力赞赏考证学中的“归纳方法”合乎西方的科学精神。[27]
李文孙（Joseph R.Levenson，1920—1969）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书中也讨论到清代的考证学，他将之置于“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范畴之下。与梁启超和胡适相类似的是，李文孙同样将清代的经验主义视为是对理学的批判，并认为经验主义具有现代科学中反玄学、重视理性推理与经验事实的精神。但他认为清代经验主义虽在反玄学这一点上与西方科学一致，然它本身却不是科学的，也不必然会导致现代科学的兴起，关键在于清代学者所问的问题，以及所提出的答案，与现代科学家大相径庭。他指出顾炎武等学者虽提出实事求是的口号，但他们却很少探索事物间之秩序的彼此关联，或像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那样，以实验工作与理性推理来建立对自然世界的了解。
在结论中李文孙用“流产的”（abortive）一词来形容清代的考证学。由此可见他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根本关怀在于探讨：为何考证学无法导致现代科学的兴起？[28]这种研究取向在西方汉学界曾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近年来却受到严厉的批评，许多人指出这种问题的方式沿袭自韦伯（Max Weber，1864—1920）学风，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与目的论的色彩。[29]但李文孙式的思考方式无疑地是根深蒂固的，在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有关清代考证学的重要著作中，他仍然问了一个李文孙式的问题：为什么考证学无法发展成“现代科学”？[30]
这些主张考证学源于对宋明理学之反动的学者强调宋学与清学之间的不连续性。但有些学者则对这种不连续性有所质疑。最直接对此提出挑战的是余英时。余英时认为上述的满洲压迫论、社会经济变迁的解释，以及反理学说都是“外缘”，这些因素虽有助于学术的转向，但却无法说明为何学者们选择特殊的题目作为考证的对象，他认为这一问题必须从学术发展的内部变迁来寻找解答。他尝试以“内在理路”的观点阐明宋明理学和清学之间的连续性关系。他的观点相当有创见，但亦有其学术上的渊源，在他之前有好几位学者曾强调宋明理学与清代考证学的连续性关系。这些看法对余氏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一位是章学诚，在《朱陆异同》与《浙东学术》（分别作于1777年与1800年）二文中，章氏认为顾炎武与阎若璩的学术立场源于朱熹（1130—1200）；而黄宗羲与万斯同（1638—1702）则袭自陆九渊（1139—1193）与王阳明（1472—1529）。虽然这两条学术谱系是章氏所自创，其原因在此无法细论。[31]但无疑地他的观点刺激学者重新评估宋明理学与考证学的关系。因此研究章氏思想的学者多注意到思想的连续性，倪德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2]余英时的观念一方面直接受章氏启发，另一方面似乎也受到倪德卫的影响。
另一位注意到理学与考证学之连续性的是钱穆，钱氏是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时的老师。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两宋学术》与《晚明东林学派》为引论，说明清学有其宋明的渊源，这是针对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之见解所提出的批判。他并指出许多考证学者都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而且一个学者在汉学（考证学）上的成就要从宋学（理学）的角度来评估。[33]
冯友兰（1895—1990）也看到理学与清学的关系。冯友兰认为当清代汉学家讨论“义理之学”时，他们所讨论的主题以及所用的经典文献仍与宋明理学家相同，就此而言清代的汉学是宋明理学的延续发展。[34]
在西方学术界狄百瑞（William.Theodore de Bary，1919—2017）也可属于此一范畴。狄氏认为明代思想有其本身的活力与多样性，不可一言以蔽之地说是“空虚”，他并指出在宋明理学之内就有一实学的传统，这些实学家居于17世纪思想变动的起点。[35]狄氏对宋明理学的重新评估使后来学者进一步思考宋学与清学的连续性问题。总之，这些学者均已认识到反理学情绪之本身不足以完全孕育考证学的兴起，理学与实学之间虽有抵触，但也有连续性的一面。笔者认为上述这些作品所形成的学术背景使余氏注意到理学与考证学之间的“内在”关系。
余氏以为宋明以来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是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之间的辩论，这个辩论是长久以来儒学之中“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冲突。至晚明这二派都各自坚持本身的学术立场，而无法说服对方，双方却又都坚持本身所言是儒学的原始意涵，因此义理的辩论就演变为如何发明经典之真正意涵的辩论，而玄学思考也就逐渐为经史考证所取代。
为了支持以上的论断，余氏指出清代学者的考证作品很多是以考证的方式来谈义理问题，而延续了程朱与陆王的辩论，例如顾炎武和阎若璩的考证作品是为了反陆王，而陈确（1604—1677）、毛奇龄（1623—1716）的考证工作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了程朱。至此学术的战场已从玄学思辨转到考据。同时他认为就儒家思想的整体演变而言，明学至清学的转变是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亦即是从强调道德面转向强调知识面。清学中考证与经世二者都显示了儒学“道问学”精神的高度发扬。所以他将这整个过程描述为清代知识主义的兴起。[36]
除了余英时之外，从程朱、陆王之争的角度观察考证学之兴起的学者还有陆宝千。他在《论清代经学》一文指出明中叶之后朝政日非、边患日亟，而有经世思想的兴起，由于要求经世所以转向儒家经典来汲求治道之泉源，因而造成经学研究的盛行。因双方力图互相否定，在争辩中除了运用玄学思辨之外，也注意文献的探讨，以“取证于经书”来支持自身的论点，学者因而从事考证；陆氏并更进一步从程朱、陆王哲学上的差异认为陆王主张心理为一，故不以读书为必然；程朱以心、理析为二，心以经书为对象，故程朱理学蕴含有从经书体认义理的精神，而正音读、通训诂是了解经书的第一步。所以陆氏认为“考据为程朱理学中所必蕴之物”，清初官方力倡朱学，为考据学的兴起奠定基础。[37]陆氏的解释不但与余英时的看法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点出了经世思想兴盛对考证的影响。
也有学者从气的哲学之角度分析考证学的渊源。日本学者山井涌早在1950年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详细地追溯明清时期以“气”为主之哲学取代朱熹以“理”为主之哲学的过程。他认为气的哲学至戴震而完成，而此过程可溯及明代罗钦顺、王畿（1498—1583）、吕坤（1534—1616）、刘宗周，至清初则有陈确、黄宗羲、王夫之、颜元（1635—1704）、李塨（1659—1733），到18世纪除戴震之外还有程瑶田（1725—1814）、凌廷堪（1755—1809）、焦循（1763—1820）、阮元等24位学者；而上述学者中有多位是著名的考证学家。他认为这二者之间所展现的一致性并非偶然，这展现了气的哲学与考证学的内在关联。因气的哲学之兴起与王学有关，在结论中他指出：以考证学是“源于以左派王学为中心之明代心学之反动”的论点有重新检讨之必要。[38]
钱新祖（1940—1996）对焦竑的个案研究也从思想史的观点对考证的源起提出一个新的见解，而与上述山井涌的论点不无关系。他以明末对考据甚感兴趣的陆王学者焦竑为例，说明考证学源于陆王。他指出焦竑一方面支持陆王学派反对程朱学派，另一方面又对佛道思想有高度的兴趣，但他对佛道的兴趣并没有导致对儒学的否定，他是由儒进于佛道，并认为佛道是儒学的进一步开展，最后他并由此而达到对儒学的重建。重建后的儒学对程朱学派“理气二元”（the li in ch'i），变成“气之理”（the li of ch'i）。作者认为重建的儒学对后来清代的发展有相当有意义的启示，尤其重要的是它构成了清代考证学运作的脉络。他同意前述梁启超视考证为理学之反动的说法并非全无事实根据，但他以为考证学者对王学与王学左派的批评之逻辑是出于上述重建后的儒家思想。他以下棋做比喻，认为晚明的“狂禅”论者和清考证学家虽然互相攻伐，但玩的却是同样的棋。倾向陆王又主张三教合一的焦竑、反理学并为汉学代言人戴震，与攻击戴震的章学诚虽学术立场截然不同，从“气的一元论”之角度来看三者却是属于同一论述传统（discursive tradition）。所以他认为考证学是从陆王学派一系发展出来的。[39]
钱氏的论点遭到余英时强烈的批评，他的批评有以下几点：
一、余英时认为钱氏的论点太模糊，书中有许多地方在用字与论证上让读者捉摸不定而似懂非懂。
二、余英时从史料运用的角度质疑，他认为作者引《焦氏笔乘》为史料有些时候并不适当，因为该书为焦竑的读书笔记，许多部分是抄自他人著作，不可一概视为焦氏的思想。余氏发现有许多关键性的史料实际上是焦竑引赵贞吉（1508—1576）的作品。对于余氏这一点批评笔者并不完全同意，《焦氏笔乘》中虽有不少引自他人的话，这些部分在运用时要十分谨慎，但未尝不可在其中找到焦氏思想的线索。事实上每一个人的思想中都包含了他人的思想。
三、余英时以为焦竑的考证兴趣不是受其哲学立场的影响，而是从阅读杨慎、梅鷟等人的作品而得到的刺激。他认为焦竑作为一个理学家、考证学者以及文人不可分别从明代三个学术潮流──哲学、考证、文学──来理解，这三者虽非无关然有其自身脉络的发展。例如他指出明代的考证即是继承了宋元传统而发展。余氏反对将焦竑的理学与考证两方面的兴趣建立内在的关系。
四、最后余氏剖析气的一元论与考证的关系。他强调气的一元论源于程朱学者罗钦顺，并引章炳麟的看法认为戴震有关理气的理论是从罗钦顺来的。因此若要从理学传统中找寻考证的根源，余氏以为与其强调陆王还不如强调程朱。他并怀疑可以将焦竑、章学诚认定为气的一元论者。总之，他同意建立气的哲学与考证之联系是一个迷人的课题，但必须谨慎处理。他认为Irene Bloom的说法较恰当：
许多主要清代思想家，包括十七世纪的王夫之与十八世纪的戴震，亦支持气的哲学，因此可以辩称气的哲学虽不是考证的先决条件，却必然是伴随着清代考证的新型态而发展。气的哲学虽然无疑地是清代思想的重要主题以及许多著名思想家关怀的重点，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它却似乎不是兴趣之所在与辩论之焦点。[40]
上述的学者分别研究了影响清初考证学兴起的内在与外在因素，至此综合性的研究方有其可能，1984年一本有关清代考证学的专书终于出现了，该书虽早于钱与余的辩论，却综合了上述多数的论点，此即艾尔曼的《从哲学到考证——帝制晚期思想与社会方面的变迁》。该书的主旨是研究明清江南地区考证的源起、发展与意义，而他同时注意到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的因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用来描述内在思想的演变，山井涌、Irene Bloom与余英时的作品都为作者所引用，而三分之二的篇幅则分析促成江南地区考证成长的社会与制度因素。该书对内在因素的介绍多依靠二手的研究；有关外在因素的分析则颇有创意，上述梁启超所提到的社会因素作者都做了深入的探讨。他提到豪门巨室的支持、官方与私人图书馆的设立、出版与印刷业的兴盛等。尤其重要的是他以引自孔恩（Thomas Kuhn，1922—1996）的学术社群的概念阐明社群内知识沟通的管道，例如共有的研究方法、通信、集会、集体合作等，这些因素构成学术社群的共识。作者以为这种共识的产生对考证的发展十分重要。[41]
艾氏著作成功之处有两点：第一，他澄清了考证运动的社会根源，因此我们可以了解考证不仅是思想变迁的产物，或是对政治情况的反动，它同时也受社会组织与沟通形态的影响；第二，他的讨论结合了促成考证兴起之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的因素，使读者对此一运动有一持平的了解。这两方面的贡献使该书成为有关此一主题的重要著作。但笔者也觉得该书有些美中不足之处，例如上述李文孙式的问题仍带有西方中心的线性史观，似宜避免，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一定非得走西方文化所曾走过的路；如果改问“考证学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关系”或较适合。其次是作者似乎假设所有的读者对清代学术史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对一些专有名词如“汉学”“宋学”“今文”“古文”以及其间相互关系并没有详细说明，因此对背景知识不强的读者来说，阅读上十分困难。
在过去七八十年间有关考证起源的研究经历了很大的变迁。这个变迁饶富趣味地展现了不同方法论之间的互动，在这过程中最重要的著作无疑要推梁启超、余英时与艾尔曼三人的作品，而累积的研究成果使历史的图像日益清晰。最后我们再回顾这些解释：
⒈考证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
⒉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
⒊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与笼络，士人参加政府的学术计划或自行从事与政治无关的考证工作；并有学者由此评估考证学者精神上的沦落。
⒋考证学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关，社会中的许多成员如官员、商人的奖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以及人口的成长都直接间接促成此运动的发展。
⒌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例如认为考证的兴起涉及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或认为受程朱陆王的辩论、气的一元论的提出、经世思想的出现等因素影响。
⒍认为考证学的出现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并强调上述第四项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性。
上述的解释虽已建构了大致的轮廓，但笔者认为还有几个相互有关的工作值得继续努力：第一，可以对更多的明清考证学家作个案的研究，以进一步检验上述观点的有效性；尤其是当各项解释因素间有冲突时，应厘清何者为主、何者为从，以及何者无关。最后我们必须承认考证学的源起是多元性的，不同的个案适用不同的解释因素。[42]第二，清代另外两个学术主流──气的哲学与经世之学──以及考证学兴起之间的关系还说明得不够清楚，在研究过更多的个案之后，对此问题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第三，明清之际社会变迁对考证学（或实学）的影响还可再作深入探讨，由于人口与商业活动的激增，士人所处的环境有根本的改变，这些改变对士人的生活以及传统儒家理想构成一新的挑战，而它所产生的影响除了倪德卫所指出的一点之外还有哪些？第四，考证学（或实学）与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关系如何？如果不从目的论的角度观察，可以试问它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扮演何种角色？第五，近代考证学的兴起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或现代化的过程有何影响？例如考证带起的今文学运动与古史辨运动已有学者做过研究，[43]但是在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冲击？第六，除了历史性的描写与分析之外，亦不可忽略哲学性的评估工作，唐君毅与钱穆对考证的历史角色已有评论，他们的评论是否恰当？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工作将会增加我们对清代考证运动乃至整个近代思想史的了解。
【注释】
[1]本文曾刊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期11（台北，1991），页140—154。
[2]现在许多学者仍从事考证的工作，傅斯年曾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是“保持亭林（顾炎武）百诗（阎若璩）的遗训”，杜维运也曾在1972年“二十年来我国的史学发展”讨论会中指出近二十年来“考据仍然是史学的主流”，考据传统在台湾地区史学界延续不断。至于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之后“实事求是”──清代考证学的口号──又为学术界所强调。这个口号虽是针对“影射史学”而发，但与乾嘉传统不无关系。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1928。《二十年来我国的史学发展讨论会记录》，李弘祺等：《史学与史学方法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0，页376—383。
[3]山井涌：《明清時代における氣の哲學》，《哲學雜誌》，46：711，1951，页82—103。后收入氏著：《明清思想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页149—175。
[4]有关考证学兴起与经世思想的关系见陆宝千：《论清代经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期3（1975），页1—22。后收入氏著：《清代思想史》，台北：广文书局，1978。余英时也指出戴震、钱大昕、汪中等考证学者始终不能忘怀经世致用，见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收入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页429—430。有关汪中思想之中考据与经世的关系，见周启荣：“Scholar and Society：The Textual Scholarship and Social Concerns of Wang Chung（1745—1794）”，载《汉学研究》，卷4期1（台北，1986），页297—313。考证与经世的冲突反映在章学诚对考证的批评之上，他以为考据学只知“补苴襞绩”，未能掌握“史义”；史义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另一方面则是“史学所以经世”。见章学诚：《浙东学术》与《答客问上》，收入《文史通义》，台北：史学出版社，1974。对康有为“二考”的精彩研究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页61—208。
[5]有关近世经世思想的研究甚多，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上也有多篇重要著作，有关《经世文编》之研究的评介见黄克武：《经世文编与中国近代经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期2（台北，1986），页83—96。英文方面有Benjamin A.Elman，Classicism，Politics，and Kinship-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而有关气的哲学之研究除了山井涌之外还有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1974；Wm.T.de Bary 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书中有多篇论文与此有关，如Ian McMorran，“Wang Fu-chih and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Chung-ying Cheng，“Reason，Substance，and Human Desir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o-Confucianism”，另有Irene Boom对罗钦顺的《困知记》之翻译与研究，见Irene Boom，Knowledge Painfully Acquir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6]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册1，页941—942。所谓前七子是：李梦阳（1472—1529）、何景明（1483—1521）、徐祯卿（1479—1511）、边贡（1476—1532）、王廷相（1474—1544）、康海（1475—1540）、王九思（1468—1551）。后七子是：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谢榛（1495—1575）、宗臣（1525—1560）、梁有誉（1521—1556）、徐中行（1517—1578）、吴国伦（1524—1593）。
[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册1，页135—136。钱氏虽详细分析了陈第与顾炎武考证作品的连续性，但并没有说明陈第等人考证的渊源，笔者推测他认为这些人是袭自宋元以来考证之风，例如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一书中详细地说明了朱子的考证学，见《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1971，第五章。
[8]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台北：台湾开明书局，1962，页279。
[9]林庆彰：《实证精神的探求─明清考据学的发展》，林庆彰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浩瀚的学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页298。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21年初版、1940年国难后四版，页46。
[11]Benjamin A.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16.有关刘献廷的贡献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41—44。
[12]Willard J.Peterson，“Fang I-chih：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in W.T.de Bary 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pp.369—411；Bitter Gourd，Fa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13]章炳麟：《清儒》，《检论》，台北：广文书局，1970，卷4，页23上。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45。
[15]Luther C.Goodrich，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Baltimore：Waverly Press，1935.Lawrence D.Kessler，“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Early Manchu Stat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1：179—200（1971）.亦见吴哲夫：《清代禁毁书目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1969。
[16]钱穆：《自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册1，页2；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香港：新亚研究所，1955，页113—114；然而钱、唐二人对考证之批评重点亦有不同，钱氏强调士人经世理想之沦落；唐氏则重视考证学者丧失了精神价值，“不愿亦不能，直接与活泼新鲜之宇宙人生，自然，社会之事之理接触”以及“使学术成私人之事，而不能以树立民族之公共精神为目的”。
[17]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卷5，页410—411。
[18]R.Kent Guy，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9]强调内在因素的学者如余英时与陆宝千都有这种看法。知识分子对文字狱这类思想钳制的反应有许多方式，例如Leo Strauss认为西方的思想迫害使学者发展出特殊的写作技巧，将寓意隐藏在字里行间（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而只有会心的读者才能读出其真正的意涵。如Swift的《格列佛游记》与Montesquieu的《波斯书简》以想象出的幽默故事对专制作严厉的批判，就是很好的例子。余英时也指出清初士人在专制淫威下常有“象征性之隐语”。这些都是对思想钳制的他种反应。见Leo Strauss，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Glencoe，Illinois：The Free Press，1952，pp.22—37；Jonathan Swift，Gulliver’s Travel，Harmondsworth，Middlesex England：Penguin Books，1985；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Persian Letters，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余英时：《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页511—512。
[20]David Nivison，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1738—180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15.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106—109。
[22]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卷5，页29。有关侯氏论点之描述与批评见Thomas A.Metzger：“Ching-shih Thought and the Societal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Period：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页21—34。
[23]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顾亭林遗书汇集》，台北：中华文献出版社，1969，册6，卷3，页1下。
[24]见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11，页9下。
[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45—46。此书于1959年由徐中约译为英文，并由史华慈作序，Liang Ch’i-ch’ao，translated by Immanuel Hsu，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26]萧一山：《清代通史》，册1，页940。
[27]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均收入《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5，卷3，页53—107与卷1，页383—412。其后的学者，如杜维运也持同样的观点，见杜维运：《顾炎武与清代历史考据学派之形成》，《清代史家与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页95。
[28]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58.pp.3—14.
[29]对西方汉学中西方中心与目的论取向的批判见Paul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p.61—79.
[30]艾尔曼所提的问题见Benjamin A.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83—34.该书主旨将于下文作进一步介绍。
[31]二文均收于《文史通义》，有关章氏建立学术谱系的详细分析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页45—81。
[32]倪氏对理学与清学连续性的强调可以追溯到他于1953年在哈佛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当1959年史华慈为徐中约所译《清代学术》概论写序时，他表示这种连续性或可适用于章学诚，但他怀疑可用于说明整个清代的考证传统。Benjamin I.Schwartz，“Foreword，”in Liang Ch’i ch’ao，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p.xiv.
[3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册1，页1。他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深浅以为判。”
[34]Fu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Tr.by Derk Bodde，vol.Ⅱ，pp.630—31.
[35]狄百瑞曾编好几本这方面的书，可谓西方汉学界中研究理学之先导，见Wm.Theodore de Bary，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Essay i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36]余英时的观点见上述《论戴震与章学诚》之外，尚有《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原载《中国学人》，期2（1970），页19—41，后收入氏著：《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历史与思想》，页121—156；英文论文见Yingshih Yu，“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11（1975），pp.105—146.
[37]陆宝千：《论清代经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期3，（台北，1975），页1—22。
[38]山井涌：《明清時代における氣の哲學》，页82—103。
[39]Edward T.Ch’ien，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中译本：钱新祖著，宋家复译：《焦竑与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构》，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
[40]Ying-shih Yu，“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Chiao Hung Revised：A Review Article，”in Ming Studies，25（1988），pp.24—62.所引Irene Bloom的意见见Knowledge Painfully Acquired，pp.31—32。
[41]Benjamin A.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的中文评介见黄进兴：《评Benjamin Elman的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汉学研究》，4卷1期（台北，1986），页339—343。
[42]笔者认为如陈第、梅鷟、刘献廷、陈确、毛奇龄等人都可再作深入的探讨。
[43]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