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启蒙：严复与新观念、新语汇的译介
严复跟梁启超不同，他是直接到英国留学，能阅读英文，而将英文的经典名著翻译成非常典雅的桐城派古文。在翻译的过程，他也引介、创造了相当多的语汇。
严复在近代思想家之中，是一位知识上既宽广又具有深度的学者。很多人指出他是一位19世纪时“感觉敏锐”的科学、民主启蒙的先驱者。他所翻译的各种西方经典如《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书，在近代中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谈到严复思想究竟影响力有多大时，首先要注意严复的历史角色有一个悖论之处，即他的思想面影响甚大（尤其是《天演论》中的天演、进化观念），而他所用的文字（桐城古文）与所创造的词汇，在20世纪初期之后却被胡适、陈独秀所主张的白话文，与上述梁启超等人，尤其大量留日学生所引进的“和制汉语”所彻底打败。
如果严译语汇难以存活，那么严复在思想面的影响就的确值得再作斟酌。在八种最风行的严译之中，真正有影响力的可能只有《天演论》。然而诚如贺麟所论，人们对《天演论》的理解，局限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救亡感，而不是在生物学与哲学的学理面向。
严复所翻译其他的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逻辑学、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三个部分。
以逻辑学来说，严复的译作最难为人所了解。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有很精彩的一段记载，1905年《穆勒名学》刚出版，严复应金粟斋之邀在上海演讲名学，“使得大家明白一点”。当时一班名流都来了，包括张元济、郑孝胥，也邀请了常来的马君武、林白水、章士钊、章太炎等人。根据包天笑的记载：“他的讲词中，常常夹杂了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但这种学问，到底是属于深奥的学问，尽有许多人，即使听了也莫名其妙。”在严复逻辑学翻译语之中，除了“逻辑”一词因为章士钊的大力推荐，仍然存在之外，其他的译语如：“珠联”（三段论法）、内籀（归纳）、外籀（演绎）、“词”（命题）、“玄名”（抽象名词）、“察名”（具体名词）全为日译名所取代。
在经济学方面，根据赖建诚《亚当·斯密与严复》和吴建林的硕士论文《论严复于〈原富〉内经济类名词之翻译手法及其所译名词之消亡》（台北：辅仁大学翻译学研究所，2004），严复的“计学”“版克”不敌日译的“经济”“银行”，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再者，他援引古典词汇、喜用单音译词字，如以“阄博”来翻译lottery、“联”来翻译corporation、“货”来翻译commodity。此外，严复所用的大量音译词也被淘汰。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严复在音译时刻意引用佛典而产生距离感，如他将Royal Bank翻译为“赖耶版克”，自注“赖耶，本梵语，译言王家”。赖耶源自“阿赖耶”，为梵语alayavijnana（藏识）。其他的音译语如“赖摩”（Lima，秘鲁首都）、“毗勒”（bill）、“须弥”（Himalayas）等都有佛教语汇的意味。同时有些意译语也有佛教、《庄子》的痕迹，如free trade译为“无遮通商”、fixed capital译为“常住母财”、South Sea Company译为“南溟有限公司”。
在自由主义方面拙著曾讨论：严复不同意日人将rights译为“权利”，他认为这是“以霸译王”（无论“权宜”或“权谋”都具有负面的意义），将西方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翻译为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词，因此另行译为“职”或“直”，如“天直”“民直”，因为他觉得rights在西文中也有直线、直角之意（right line与right angle），而中文的“直”也有“职”的意思，两者相互配合。再者，在翻译与rights相关的词语时，他并不重复使用单一的词汇来翻译这个字，而常常依据上下文来做调整。例如他将rights and interests合并翻译为“权利”；他有时又将interests翻译为“权利”；他也把constituted rights翻译为“权利”。根据笔者的考察，当密尔所称的rights是一种源于自然或不可让渡之意时，严复倾向于翻译为“天直”“民直”；然而当rights与interest合用，而具有个人利益之意涵时，他则采用“权利”。众所周知，“民直”一词不敌“权利”，已被淘汰。
严复的失败有一个过程，大致上是在1901—1911年的十年之间所形成的。在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中其实仍包容了大量的严译名词。如在“释名”一节，编者即同时罗列了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然而到了1911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时，情况却有所改变。这一套书由黄人主编、严复为之作序，共15册，全书“一百数十万言”，收集词条11865条，据统计其中仅5500条属于社会科学方面，其他部分则为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词汇，全书依照笔画排列，并附分科索引。
不少学者都指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所收录新知识用语主要采取日本新名词，并刊载大量日本所翻译的地名和人名，这主要是因为编者所依赖的参考书籍大多数是日文书与日译本。陈力卫指出芳贺矢一编辑、1908年底出版的富山房《国民百科辞典》为此书之底本，“我们对照《国民百科辞典》与《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后，发现两者规模相当，无论是在词义诠释上，还是在插图上，后者都大量采用了前者，等于是以前者为基础采纳新词，翻译新概念的”。
那么在这一套由严复作序的百科辞典中，严复的译语究竟保留了多少？根据笔者的考察，编者绝大部分都采取日译词汇，而放弃严译。例如书中收录了“神经”“星云”“单位”“权利”“银行”“望远镜”“社会学”“人类学”“进化论”“有机体”，等等。“神经”之下附了早期的译语“脑气筋”，却没有严译之“涅伏”。不过也有一些词语附了严复译语，例如，在“三段论法”之下附了“珠联”，“人为淘汰”之下附了“择种留良”，“论理学”之下附了“名学”，“经济学”之下附了“计学”。在书中所收录的一万多词条中，严复译语被采取作为主条目者仅有：“天择物竞”“适者生存”“内籀”（后附“归纳”）与“外籀”（后附“演绎”）。不过上述四个严译条目中，“内籀”与“外籀”最后还是被日译所取代，这样一来《天演论》的“天择物竞”“适者生存”是仅存的词条。
严复译词为何失败？这些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数点：清末以来译自日本的书刊数量太多，约定俗成之后，即难以抗拒；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所以不易为人理解，而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后很难受到人们的欢迎；严复翻译好用单音词（如计学、群学、心学），不敌“复合词”（如经济、社会、心理）在意义传递上的丰富性；严复喜用音译；严复所负责译名统一工作（他担任学部之下的“编订名词馆”总纂一职）迟迟无法有效推行等。
民国初年之后日译名词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今日少有华人会意识到“团体”“组织”“膨胀”“舞台”“代表”等词汇是从日文来的。《荀子·正名篇》曾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上文中所谓“约定俗成”大致上可以解释日译的成功。这尤其表现在这些新名词在大众传播媒体（各种报刊）、翻译书籍、教科书、百科辞典等出版品之中随着新知识的传播大量出现，发挥了铺天盖地的影响力。相对来说，严复的翻译作品只占了出版市场之中很小的一块，只好败下阵来。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荀子还有“名有固善”的观点。对他而言，语言文字的创造（包括名词翻译）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只不过“名”的好坏与其是否能“约定俗成”并无必然的关系。严复非常努力地创造“径易而不拂”（简单明了而又不矛盾）的“善名”。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译名要有文字学的基础，并奠定在译者对翻译双方（所谓的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之上，亦即一方面应上溯西文原字在希腊文或拉丁文中的原意，另一方面要寻找在中国文字学上有来历的适当名词来翻译西字，并细查其两方词汇的文化与思想背景。严复所采取的音义并重的译法，如以“乌托邦”翻译Utopia，以及以“民直”来译rights，都是很好的例子。很可惜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严译名词未能更广泛地为人们所采纳，然而他所揭橥的理想，无疑地值得我们继续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