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德与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论《一个骑士在中国》[1]
近代中国的变化是以西力的冲击为主轴，而带动社会上各个层面的巨大变化。第一波的冲击是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结果中国打了败仗。反省之后，有识之士倡导“洋务运动”（或称自强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以肆应此一“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例如当时的名臣李鸿章（1823—1901）就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因此从1860年代开始至1890年代，三十余年间，国人生聚教训，积极模仿西法。
这样的努力有没有成效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成为检验洋务运动成果的试金石，结果李鸿章所训练的北洋海军一败涂地，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赔款二万万两，中国负担不起。这时俄国的财政部长威特一口答应帮中国从法俄银行借款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与利率之低让国人受宠若惊，觉得俄国真是我们的好朋友。后来俄、德、法三国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也使国人发现应建立更多的国际关系，以牵制日人对华的侵略。
光绪二十二年（1896）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为表示中俄友好，中国派出了李鸿章为特使，前往祝贺，这次赴欧之旅，李鸿章与俄方签下“中俄密约”，结果导致后来的瓜分之祸，以及许多的灾难。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李鸿章一生中的一个败笔。
李鸿章虽干练，然缺乏国际视野，仍习于以自我为中心来看问题。梁启超说他是“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2]，应有一定的道理。这一特点可以从本书记载有关他的一个小故事反映出来。李鸿章在签订了中俄密约之后，顺道访问英国，他在一场招待会上见到了英国首相格拉史东，便问他第二天是否方便到其官邸商谈国事。格拉史东回答：“没问题，来喝茶吧，四点。”结果第二天凌晨四点，“几个中国人护送一顶绿轿子，手提着写着李的大名和官衔的大纸灯笼”，来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后来两人在格拉史东的卧房见了面。读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的读者，对此或许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中国皇帝都是在凌晨三点到五点处理重要的国家大事。例如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就在破晓时分觐见乾隆皇帝，这样一来英国首相要求清晨见面也就没什么奇怪了。这个故事虽然有趣，然而此一误会却显示李鸿章似乎完全不了解英国与国际礼仪，以这种态度来办外交，其不失败者几希！
中俄密约签订之后各国纷纷向中国提出要求。先是德国租借胶州湾与青岛，并把山东划入德国的利益范围；接着俄国租借旅顺、大连，也将东三省划入势力范围。本文主人翁文格德的祖国——英国，在这场国际竞赛中毫不后人，先是和法国人商定共享在四川、云南的开矿权，1898年初英国又要求建筑自缅甸至长江流域的铁路、长江流域不割让与他国，以及永远任用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后来第一项因俄、法反对未成，后两事则为总理衙门所应允。七月英人又取得了威海卫，租期与俄国的旅顺、大连相同。当时英国对华侵略大概只能用“凶横”两个字来形容。在1860年12月22日，在英国颇有名气的一个杂志Punch之上曾有一幅插画，标题是“我们应该在中国做什么（What we ought to do in China）”，所画的就是英国一位战士骑着马、拿着兵器，要打中国这一条龙，帝国主义之恶形恶状跃然纸上。
以上简单地叙述了文格德来华前夕中国的情势。本书作者文格德是英国驻印度的武官，因为对中国与中文感兴趣，主动争取来华从事语言学习与“情报”收集的工作，因此他可以说是一个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代理人。这一本书主要就是依靠他于19世纪末年，在中国旅行的经历而撰成的。他的所见所闻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呢？他的那一双“帝国主义的眼”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为了了解文格德“中国印象”的意义，我们需要简单地回顾13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
对于这个主题，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系的教授Raymond Dawson是一位专家，他的大著《中国变色龙：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之观念的一个分析》是有关这一主题最详尽的研究。[3]在第一章他就清楚地说明，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这一条龙（dragon）是一条变色龙（chameleon），在不同时代或不同人的眼中，“中国”有不同的形象，他的书就在追溯这些形象的变化。
欧洲人对中国最早的一个印象是将中国视为一个物质条件非常富裕的地方，当然这一个印象是13世纪左右像马可波罗等旅行家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想法一直影响到15、16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例如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航行中就带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以便随时参阅，而且他还在书上写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很显然地，一个富裕中国的形象鼓舞了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航海家去探索他们心中的海外乐土。哥伦布虽没有达成他一探中国究竟的理想，但多数探险家的努力却使东西之间海上的交通打通了。
随着东西航路的开通，许许多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一传教的潮流一直到19、20世纪还很兴盛，也因此造成了不少中西之间的冲突。关键在于对这些基督教的传教士来说，中国虽然在物质上富裕，但是因为缺乏神的宠爱，因此无可避免地只能算是次等的人民（inferior beings）。文格德在书中描写许多“教案”，都是源于这种将中国人视之为次等人民的藐视心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士成为中西冲突的火药线。
近代西方另一种中国观是17、18世纪启蒙时代思想家对中国的看法，包括伏尔泰、莱布尼兹等人，这些人笃信理性，反对宗教，也反对专制，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给予中国文明很高的评价，康熙皇帝也成为他们眼中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统治者。有一位学者甚至说：“如果把中国帝国的法律变成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律，那么中国所提供的形象将是我们美好未来的展现。”
这种正面的形象到19世纪，有了新的逆转，以往马可波罗所塑造的富裕形象也逐渐消退了。在19世纪，西方人所形成的进步史观影响之下，欧洲人将西方国家描写为不断革新与进步的代表，中国却完全相反，是在儒家思想控制下长期处于停滞与静止的状态。例如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就把中国说成是“永恒不变”（eternal standstill）；有名的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则说中国“今日存在的样子与我们所知道她在古代的情况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中国没有历史”。这样的说法影响十分深远，19世纪到中国来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代表，很多是把中国视为停滞的古代文明，而西方各国则是充满了动力的“现代”文明。换言之，他们是以先进文明之传播者的角色来面对中国、来解救中国。当然背后更重要的动机则是为了抢夺市场与原料。
大致上说，当文格德到中国来的时候，一般欧洲人如果不是对中国全无所知，就是抱持着传教士或帝国主义者那样对中国的蔑视。他们眼中的中国人，男性留辫子，女子裹小脚。从这个背景来看，文格德这本书是非常例外的，他回复到启蒙时代思想家对中国文明所抱持的肯定与欣赏的态度。如同为这一本书撰写序言的荣赫鹏（Sir Francis Younghusband，1863—1942）所说的，“本书主要目的，是想表彰中国人优秀的特质……作者对中国之美与其民族具有的优秀特质充满了敬佩”。总之，作者希望借着此书以厘清英国人对中国人的“错误观念”。
通读全书的读者会发现，文格德虽然和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军穿着同样的制服，也同样活跃在清末中华帝国的历史舞台之上，但他的内心却与那些侵略者截然不同。他不但没有西方帝国主义者唯“工业文明”至上的想法，也没有传教士唯“上帝”独尊的心态，他反而能批判他们的缺点与欣赏中国文明的优点。他认为很多中外的纠纷是传教士“疯狂的言行”所造成的，同意要制止传教士的一些行为；他说西方人在中国盖的工厂很“丑陋”；欧洲政府对来中国开发资源的泡沫公司要“负责”；等等。
相对来说，他所描写的中国人，不是猥猥琐琐的鸦片鬼，或是面无人色的“东亚病夫”，而是“那么快乐，那么自由”、身体健康而“肤色红润”，他觉得中国人传统的衣服很好看，泡茶的方式很可口，他还说中国人在科学与艺术方面很有天才，如内河航行、器物制造等甚为巧妙。他甚至还能欣赏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与宗教信仰；肯定中国人用文化同化的方式来对待外来文化，认为这要比西方借船坚炮利来屈服他人要高明多了。最有意思的是，他说中国人吃狗肉也不是什么野蛮的做法，和吃饲养的其他动物没什么不同，“吃狗肉会比每天只是为了好玩而猎杀千百只饲养的鸡、鸽子，或鸭的罪过来得大吗”。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一百年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生活的细节或是盎然有趣，如参加在北京各种上流社会的宴会、陪着德国王子到各地巡视；或是让人啼笑皆非，如文格德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人跟着，甚至还有人偷偷地丢一两个石头打他，好像想看看外国人被石头打到会不会疼！而最恐怖的大概是他随时处于一种会丧命的危险，他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是1898至1899年，又深入湖南、贵州、云南等边远地区，当时中国人对外来的欺压已经有很强的反弹，1900年义和团事件就是这种情绪所引发的，因此文格德在路上被仇外分子“做掉”是很有可能的事，而事实上他出发之前就有一个外国人被杀，他在路上还看到了这名杀人凶手。由此可见，他的旅行是在高度勇气的支持之下才完成的。
虽然处于这种危险之下，文格德却仍然保持他的冷静，并不时透露出英国人那种幽默感，这些地方读者要仔细地品味他所运用之文字的语调才能感受得到，这种危险与幽默结合在一起的感觉非常有意思，例如在他快要离开中国边境时来到佤族地区，作者说：
佤族人还放出风声，表示近年来收成不好，要猎取人头当肥料，特别是中国人那一类的野蛮人。至于外国人，他们还没猎过，因此我的头一定可以抵过好几个中国人的头，——要是他们分辨得出我的头和老王或小佟有所不同的话。
一个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情开玩笑的人，也可以说算是很达观了！
有人说读一本书就像交一个朋友，因为时空的差距，我们无缘与文格德亲身交往，但是从这本书中，我们却可以走入他的内心，分享他的喜悦与忧愁。透过他的眼，看到百年前中国的风貌，也看到许多教科书上的人物，如光绪皇帝、李鸿章、张之洞、赫德等人，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作者的生活之中。毫无疑问的文格德是一个很值得交往的朋友，走进这一本书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在全书的最后部分，他写下了一段相当感人的话，总结他在东方的旅行经验，这或许也是他一生经历的结晶：
我体会到亚洲充满了仁慈的人，在你最料想不到、最不敢奢求时候，伸出援手。……我发现中国政府很单纯，比印度政府好客、仁慈、民主，同时中国人有些事情做得和英国人一样好，比印度还要好。……亚洲人和欧洲人的生命真理是不变的。不管对辽阔的印度、中国的居民，或是对地狭的英国人而言，这些真理都是相同的，你无法闪躲或逃避它们。这真理就是——没有爱、没有劳苦就没有收获，更无法享受成果了。
这些话真是让人低回深思，有点像大家所熟知的那句诗，“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但是他说得更透彻、也更清楚。我一直在想，如果每一个欧洲人都像文格德那样，对中国人民与华夏文明有同情的体认，那么中西之间交往所产生的好多悲剧或许都可以因此而避免。
【注释】
[1]陈君仪译，文格德著：《一个骑士在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原文为A.W.S.Wingate，A Cavalier in China，London：Grayson & Grayson Ltd.，1940.本文为此书中译本之导读。
[2]见梁启超：《李鸿章传》，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5，页85、90。
[3]Raymond Dawson，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