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整体而言，从口述历史工作的策划、实施、整稿、定稿，其间每一个步骤都有许多变动性因素影响到最后口述历史之成品所呈现的面貌。在经历各个步骤的转移、操弄之后，口述记录与历史真实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它可能一部分是历史的真实，一部分是事后想象、追忆、辩解、圆谎的结果；而即使是事实，也被放置到一个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论说脉络之中。我们要如何面对此一情境呢？从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说，有两种极端不同的立场。第一种是客观主义（objectivism）的立场，亦即上述所谓我们可以掌握“历史的本来面目”的看法。这一派认为口述记录虽然有误会、错记等可能，但是透过合理的检验，包括史学方法所说的内考证与外考证等方法，我们可以依赖口述记录，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这一种观点对人类的记忆、话语，以及话语与历史真实的对应关系，持一种较乐观的态度，也与人们一般的常识相配合。
第二种是相对主义（relativism）或怀疑主义（skepticism）的立场，亦即上述把历史等同为“罗生门”的想法，每一个人各说各话，而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法官作最后的裁决。这一派尤其强调口述记录所记者均为个人从一非常主观立场所观看到的历史，而个人记忆甚不可靠，加上历史诠释如涉及个人利益，其真实性就更值得怀疑。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对于话语与权力（power）的分析与此一立场是配合的。
上述两个立场的区别也涉及历史工作之中描写历史事实与个人对历史事实的判断、诠释可否割离的问题。客观主义者的立场倾向于认为此一区别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人们可以避免完全接受历史当事人主观的判断，但是可以接受他所看到、描写的客观的历史事实。相对主义者的观点则以为描写、判断、诠释等界线不那么清楚，往往自以为是客观描写的口述记录，其中充满了许多个人的诠释、偏见；换言之是选择之后所呈现的某一部分的事实。上述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受到不少的攻击。目前一个较合理的立场或许是居于两者之间，而了解到两者可能有的限度。亦即多方反省口述工作过程中所可能面临的困难，揭露历史生产过程中主观运作的各种可能。[20]
总之，口述历史的生产，和其他性质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一样，都有待检验与反省。以免我们一方面自夸能够挖掘到历史最终的真相，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以历史生产来解决自身认同的疑惑，而忽略了自身的认同与自我秉持的政治理念，有时对他人而言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知识暴力。在中国近代史范畴之内，长期以来历史书写就受制于“革命史观”“五四话语”“国族建构”“现代化论述”“东方主义”“东方的东方主义”“西方主义”等影响，而由理念转为行动，出现“以礼杀人”“以理杀人”之事，更是史不绝书。然而无论如何，在从事历史生产之时，如何能多发掘出一些自身不自觉的预设，再反复思索、多方沟通这些预设的合理与否，应该是有其意义的。诚如村上春树所说：揭露是改变的开始。有了以上的认知，而如果我们仍然愿意接受口述历史的挑战，那么或许有可能走出一条比较不同的路子，而呈现出那些曾被隐蔽的历史。
【注释】
[1]例如黄克武等访问、周维朋等记录：《蒋中正总统侍从人员访问纪录》上、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此外还有蒋经国、蒋宋美龄侍从人员的口述访问。又如研究美国华人帮派成绩斐然的美国New Jersey州立大学陈国霖（Chin Ko-lin）教授，曾对台湾彰化县芳苑等地的黑道大哥做访谈工作，参见陈国霖：《黑金》，台北：商周出版，2004。黄淑玲有关“特种行业妇女”的研究是采取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但其方法与口述历史类似；例如《特种行业妇女的生活形态与自我概念》，《思与言》，33：3（台北，1995），页161—198。此外廖怡萍、陈宜民的《台北市公娼空间之再现：木屐、密道与七块钱的故事》，《当代》，期137（台北，1999），页44—65，也依赖了许多对娼妓的口述访谈。
[2]Gwyn Prins，“Oral History，”in Peter Burke（ed.），New Perspective on Historical Writing，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1991，p.115.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8，页4—5。
[3]Paul Thompson有关口述历史的专书即称为《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这一本书附了一个西方学界有关口述历史在各个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值得参考，见该书页249—270。有关对女性的口述访问及其理论上的问题，参见游鉴明：《她们的声音：从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谈起》，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4]这也是Paul Thompson所说口述史所具有的“激进的意涵”：“口述史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证据还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只要这要做，口述史就可以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页5。
[5]在这方面除了理论方面的思考，也可以参考一些较成功的例子。例如谢国雄的《茶乡社会志》是一本社会学家的田野工作成果，该书即利用口述材料撰成基层社会的历史。见谢国雄：《茶乡社会志：工资、政府与整体社会范畴》，台北：“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2003。Gail Hershatter，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中译本为：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游鉴明：《她们的声音：从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谈起》，页57—65。
[7]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一九八四》，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页223。
[8]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思与言》，34：3（台北，1996），页147—184。
[9]此处对语言的看法受到海德格《走向语言之途》（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一书的影响，亦参见余德慧：《诠释现象心理学》，台北：会形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余氏特别强调经验与语言两者并非翻译的关系，而是“自主性的并置”（页26）。
[10]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页149。
[11]参见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Lewis A.Coser（ed.& tran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eds.），Collective Remembering，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0。
[12]此即类似怀特所说历史是一种诗性的（poetic）工作，人们在以语言整理记忆之时，在脑海中预想了各种叙事情节表现的基本形式。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1973.中文方面可参考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出版社，2000，页202—209。
[13]“福佬客”俗称“客底”，是指改用闽南语，被闽南化的客家人后裔，在台湾人口的统计中，可能高达三百万人，参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4%BD%AC%E5%AE%A2，读取时间：2013年4月28日。
[14]有关“结构性失忆”“集体记忆”“族群与历史记忆”等课题的讨论，请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页45—60。
[15]游鉴明、黄克武、陈慈玉、杨翠华、沈怀玉、洪德先、陈素真等访问，周维朋、林东璟、张成玮、柯小菁等记录：《台北荣民总医院半世纪──口述历史回顾》上、下篇，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
[16]这也包括方言的问题，如闽南语、客家话或广东话要转换为文字时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有些学者建议“应该将它变成每个人都看得懂的文字”以帮助流通，必要时“可将原音以脚注或括号的方式附录”。游鉴明：《她们的声音：从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谈起》，页37。在这方面香港口述历史界有一些例子，较成功地记录了以方言来表达的口述世界。见曾嘉燕、吴俊雄编：《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香港：新妇女协进会，1998。
[17]村上春树著，赖明珠译：《地下铁事件》，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8，页12—19。也请参考张玉佩：《与村上对话：反思采访写作中的语言机制》，《当代》，期150（台北，2000），页110—119。本文的部分译文曾由笔者改写。
[18]村上春树：《地下铁事件》，页573。
[19]《张象济先生访问纪录》，《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第3辑，页1153—1169。
[20]在这方面请参考Richard J.Bernstein，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Science，Hermeneutics，and Praxi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0；拙著：《“五四话语”之反省的再反省：当代大陆思潮与顾昕的〈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期17（台北，1994），页4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