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众声喧哗的历史场景

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台湾口述历史的工作从早期少数人默默耕耘的局面，逐渐转变为百花齐放的盛况。不但学院内的专业历史工作者出版了大量的访问记录，各县市的文化单位，以及民间的文史工作室、基金会等，也投入不少的心力，来寻访各种“被遗忘的历史”。在内容上，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从军政大员到“本土”的芸芸众生，包括了士农工商、老兵、侍从人员、烟花女子与黑道大哥，等等。^[1]这些成果所带来直接的冲击是历史重心的转移与历史书写的多元化。以往所谓的“历史”，主要是依赖精英阶层透过上层的视角，以他们所掌控的文字来书写、保存与传递的历史，亦即西方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iography）中所强调的依赖官方、档案所书写的历史，或梁启超在《新史学》（1902年）中所批评的“朝廷”与“英雄”的历史；^[2]口述历史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之内突破了上述“精英”“性别”与“文字”的多重限制，让我们能依赖以往未能掌握书写能力者之口述，来竖耳倾听“过去的声音”。^[3]

历史重心的转移与历史书写多元化的发展，表现在地域、族群、性别、阶级、年龄等面向之中。以台湾地区史来说，许多学者已开始反省人们所阅读到的历史究竟是“谁的历史”。长期为人所诟病的男性汉人统治阶层的历史霸权，因为口述历史作品的出现，得到适度的修正。近年来对于客家人、外省人（眷村）、平埔族、原住民、女性、下层社会、“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地方发展史等诸多口述历史访问记录的问世，使得台湾历史的图像更为多元、丰富。换言之，这些过去曾长期受到忽略的声音使我们得以从边缘的、被压抑者的立场，回观历史现场，他们的视野与居于核心的统治阶层、精英分子自然有所差异，因而使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貌。过去掌握政治、文化霸权的精英分子垄断历史的发言权，现在随着口述历史之推展，历史知识之内容也从教科书式的“一言堂”转为“众声喧哗”的热闹场面。^[4]不过，口述历史之作品究竟有多少史学的价值，其内容有何限制（何者为虚、何者为实）？这些问题的解答必须依赖我们对于口述历史性质之认识，以及对于口述、记忆、认同三者之关系的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