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记录之挑战：从语言到文字

从口述记忆到文字还有一些语言问题需要思考。就主访者而言，一方面要面对受访者对于个人经验的诠释、辩解、删节、合并等，另一方面如何将受访者的话语转变为文字记录，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一过程同样会有诠释、辩解、删节、合并等的可能。其中最值得推敲的是口语记录和整体情境的差距，以及口语与文字的差距。^[16]目前除了少数例外（例如使用录像设备，当然这又引发了另外的问题，像是否会造成受访者更大的心理压力或增加其表演欲望等），多数的口述访谈都依赖录音设备来记录访谈过程，然而声音其实只是访谈情境之中的一个面向。访谈场域在声音之外还包括肢体语言所表达的感受、心境、气氛等，这些部分尤其显示了相当细腻的心理反应，然而它们却往往是录音所捕捉不到的东西。这样一来，访谈记录工作如果只依赖录音来做整理的话，已经是对一个复杂情境的简单化。

声音记录与文字记录之间的转换也令访问者产生很多困扰。村上春树在《地下铁事件》一书中，访问了六十位在1995年3月20日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再将受害者的主观经验集结成书。他的目的是“开始想去探寻，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这个社会会发生这样痛苦的双重伤害”（案：此处所说的双重伤害是指毒气事件中受害者受到的第一次伤害与其后遗症所带来的伤害，如大家对此事件不理解而应对失措，或受害者因身体不适而被迫辞职等），而采取的方法则是“让每一位‘受害者’的容貌细部都尽可能更明确真实地浮现出来”。在该书之中，他深入地讨论到语言转换的问题，他说将录音带转为文字稿往往“无法掌握细致的感受”，而访问者必须作内容上的取舍：

正如我们大部分日常会话那样，话题往往跳东跳西，或走进岔路迷失或中途消失了，之后又突然复活起来。于是必须将那内容选择取舍，前后对调，消除重复的部分，将文章分节或串联，整理成某种程度容易理解的文章，编写成适当长度的原稿。^[17]

而即使如此，村上春树仍然觉得他难以捕捉受害者的感受：“他们说‘我们所尝到的痛苦心情你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我想那也是没办法的。真的是说得有理。我想我们是不可能了解的。”^[18]

总之，从录音带到文字稿的编写过程很容易改变受访者的原意，这在新闻采访之中更是屡见不鲜。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有一次笔者接受某一电视台的采访，谈梁启超，我与记者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全程录像，后来我们的对话被剪辑成十分钟的节目，内容经过重组，改编成另一面目，而我所希望强调的重点几乎完全看不到，而这一情况并非特例。此外，口述历史的整稿工作还可能面临的情境是整理者主动核对已出版的史书或网络资源来更改受访记录。这虽然是必须做的事情，然而历史考证的功力因人而异，就因此而影响到记录内容之精确性。

当然，受访者也常常会对再现的记录稿感到不满。以笔者亲身经历而言，其中一个例子是楚崧秋先生的访谈记录，楚先生曾是两蒋的文字幕僚，又长期主掌国民党的文宣工作，对于文字要求极高。初稿交给他之后，被他彻头彻尾地修改，可谓“体无完肤”，同时他也增加了许多当时没有讲述的事情，以及对某些议题（如蒋经国与白色恐怖的关系等）的看法。另一个例子是台北地区政治案件计划所访问的张象济先生，他对初稿不满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我们整理的稿子“没那股气”，或说和他说话的调调与所展现的气势不同，所以他自己重写，发抒心声。^[19]这些经过受访者改写的稿子，其实与访问记录已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有可能更贴近受访者所想展现的形象，但这也意味着增加了另一个操弄、塑造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