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潘英著《革命与立宪》[1]
潘英著《革命与立宪》一书为一书评集，收集了作者对围绕着清末民初“革命与立宪”一主题的45本书所做的评论。[2]其中除了少数几本西文的中译本之外，[3]其他均为中文的作品，内容包括有关孙中山（1866—1925）者10部，梁启超（1873—1929）者11部，另外则是有关黄兴（1874—1916）、宋教仁（1882—1913）、胡汉民（1879—1936）、朱执信（1885—1920）、康有为（1858—1927）、张謇（1853—1926）等人的书。就出版年代来说，有些书是20世纪初叶的作品，有些则为20世纪下半叶在台湾地区出版的著作；就性质而言，有些作品是历史当事人的自述、史料集，有些作品则是诠释性的史学著作。为什么作者会把这些书放在一起讨论？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理由可能是这些书也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末台湾学界对此一主题的重要观点。作者有意将它们放在一个固定时间点上（1988），让它们彼此辩论，他并以一个统一的观点对这些书的学术贡献之高下算一个总账。
该书的特色是以书评集结成书的方式来表达作者对此一主题的观点，这在台湾史学界中是十分少见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个“异数”。在西方学术传统中，“书评”（book reviews）以及“书评论文”（review articles）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只要一本新书出版几乎都会有好几篇评论，而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则有书评论文作整体评估。以研究亚洲史的重要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为例，每一期几乎有近一半的篇幅是书评与书评论文；而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利用每季出版的《书评引得》（Book Review Index）找到所有的评论，十分方便。而这又涉及西方学界强调累积学术成果与沟通辩论的观念，凡立一说，大多会先评论已有的成就，再强调自己的看法与前人解释的不同。总之，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每人不必从头做起。可惜这一套学术规范在台湾史学界还没有受到完全的肯定。台大黄俊杰教授在1980年代时曾说台湾史学界像一个篮球场，场上有人赤脚，有人穿球鞋，有人穿皮鞋，还有人穿钉鞋，话虽有趣，却点出了一个相当可哀的现象。潘氏一书的出版在此学术背景下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很希望看到更多类似作品的出现，对已有的史学贡献做进一步的反省与评估。
但遗憾的是此书仍有许多技术性的缺点，例如作者对每一本书只列出作者、书名与出版社，而缺乏出版时间、地点、版本、页数等其他数据，更没有书目、索引等，再加上一些排版上的错字，给人一种不够精细的感觉。当然这些“特色”可说是台湾出版界所共有的缺点，并非全为作者之过，然而如果作者与出版商能互相督促，就此力求改善，则造福读者不浅。
上述这些技术性的缺点实际也反映了一个根本的观念问题，由于忽略了出版时间，作者将过去近一世纪间所出版的书做一平面处理，使读者看不到学术的演变与承袭。因此作者如能加上时间的面向，甚至分析地理或研究群体等因素的影响会使研究的主题变得更清楚。此外作者完全以台湾书肆上所能找到的“一部分”的书作为评论对象，而不谈外文或大陆的作品也显得视野过于狭窄。当然此书并非一组织严谨的专著，如此批评过于严苛，但如能进一步完成一部如马若孟（Roman Myers）、墨子刻的书评论文或柯保安（Paul A.Cohen）的专书那样检讨美国汉学界研究典范之演变的作品则是吾人所乐见之事。[4]
作者忽略各书的时间面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大多数他所评论的书都被框在一个我称之为“革命典范”的研究取向之内，而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有打破这个正统观念或政治神话而公允地研究这一段历史。综合作者的观点，这一“革命典范”有以下几个重点：
（一）盲目崇拜孙中山，一切成就归之于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活动。
（二）极端讳言革命阵营内党派的分歧与人际的冲突。例如不重视兴中会时孙中山与杨衢云（1861—1901）的分裂，同盟会时章炳麟（1868—1936）与宋教仁对孙的非难；忽略光复会与华兴会的角色等。
（三）以为“革命”是好，而“君宪”是坏，并抹杀或抹黑立宪派人士的贡献。最好的例子是对1905至1908年左右《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辩论，采取《民报》作者本身的评估，认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5]
总之，作者强烈质疑“民国史就是革命党史”的观点。指出应客观研究孙中山以外的领袖、同盟会以外的党派，尤其应肯定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进步党人在历史上的贡献。这些观点其实并不新颖，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主的“南港学派”以及许多外国学者均以此一取向研治清末民初历史。在作者所称许或部分称许的史家中，史扶邻与薛君度是国外学者，[6]而张朋园、张玉法、朱浤源与吕芳上则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但作者以书评的方式却能以十分具体的例子指出这些观念在台湾学术界与教育界所曾具有的影响力。
以这种反“革命典范”的标准来评量，作者多次讨论到近史所出版的专刊或同人的作品，他以为亓冰峰的《清末革命与君宪之论争》（1966）以论争之中革命党大获全胜，“是革命宣传品”（页231）；而朱浤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1985）以同盟会在排满情绪上适合当时年轻人的胃口，但在政治、社会理论上落后“是当时的真相”（页24）。作者又以为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肯定梁氏贡献，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好书”，但他对张氏将梁启超指为本质是革命党人，则以为是“受某种意识形态左右”（页163）；对张氏《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深入探讨立宪派之角色，作者十分称赞，以为该书是具有空前贡献的好书（页219）。此外对张玉法所著《清季的立宪团体》（1968）与《清季的革命团体》（1975）也是赞赏有加，认为张氏能注意到主流以外的人际冲突与党派竞争，“粉碎许多革命神话”，是一个“真正的学者”（页121、123）。这些评估都反映作者反对以国民党主流派为中心的民国史观。
作者以书评的形式主张打倒伟人神话、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要求“还给历史真相”等，不仅具有史学上的意义，其本身更代表了一种台湾社会在“解严后的心态”。我认为此书与大学校园内批判理论、解构主义的盛行，小剧场等后现代主义的表演艺术，以及激昂的政治反对运动等现象属于同一“思想的气候”（climates of opinion），[7]代表了台湾地区在政治上解严之后在不同层面上“边陲”对“核心”的反扑。就此而言这一本在1988年，也是解严后一年所出版的书评集实际上本身也参与了另一个时代的会话，由此可见史学研究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
作者的另一贡献是一些比较零散的史学上的论断，这显然是由于作者对这一段史事的高度熟稔，因此往往能见人之所未见，这些小地方实应细心体会。以他对梁启超的思想之意见为例，他认为虽然表面上梁氏自称思想“流质易变”，实际终其一生有一贯的基本信念，此一信念是和平改革，但不排斥激烈的革命手段。以此观点来看梁氏思想的发展，他认为梁氏在1903年以后趋于保守固然与其美国旅行的经验有关，但是主要是因为有两个潜在的因素：
梁氏心中若没有其他潜在因素，游一趟美洲，纵然有所见、有所闻，言论应该也不可能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我们以为梁氏言论转变的潜在因素有二：其一，梁基本上是一位君宪及和平改革主张者，革命只是他不得已而行之的“最险之着”与“最下之策”。其二，自立军之役的失败虽促使他走上革命之路，但革命的动乱却又为他所目睹，心理上无疑已蒙上一层阴影；等到某一情况出现，使他感觉这一“最险之着”确实危险，这一“最下之策”确实最下，这一阴影无疑地又促使他回到他原来的主张。（页183）
作者上述的论断虽嫌笼统却很有见地，同时他更进一步肯定萧公权在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序所言，梁启超与孙中山不能合作原因虽多，但思想的歧异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论断都是了解梁氏思想的关节，而与笔者对梁氏《新民说》之分析不谋而合。事实上根据拙文，梁氏在赴美之前所撰《新民说》中已有保守倾向，强调人性的幽暗面、政党政治是小人的竞争、恶法亦法，反对社会福利政策与不切实际的全面更新等，美国之行只是进一步强化他原有的看法而已；同时这一些植根于梁氏思想中的保守与调适的观念与孙中山的思想格格不入，这种基本信念上的冲突是不容忽略的。[8]
整体来说，此书虽有瑕疵，但能自圆其说，且有独特见解，可读性很高，唯间或有些过度情绪性的字眼，有失史学上敦厚平和之旨，似宜避免。
【注释】
[1]潘英：《革命与立宪》，台北：谷风出版社，1988，共235页。本文曾刊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期14（台北，1992），页144—148。
[2]潘英1941年生，台湾宜兰人，成大会统系毕业，曾任财政部关税总局会计室主任。著有《中国上古史新探》《中国上古同名地名词汇及索引》《资治通鉴司马光史论之研究》《同宗同乡关系与台湾人口之祖籍及姓氏分布的研究》《革命与立宪》《万马奔腾的西潮》《民国史上之非正统政治团体人物》《恶梦与幻梦交织下之近世中日关系》《国民党与共产党》《台湾拓殖史及其族氏分布之研究》等书。
[3]中译西书有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Harold Schiffrin，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Chun-tu Hsüeh，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以及李文孙《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Joseph 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等书。
[4]Roman Myers and Thomas Metzger，“Sinological Shadows：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3（2），pp.87—114.［此文在《食货杂志》上有中文翻译：马若孟、墨子刻著，刘纪曜、温振华译：《汉学的阴影：美国现代中国研究近况》，《食货月刊》，10卷10期、11期（台北，1981.01、02），页444—457、505—519。］Roman Myers，“How Did the Modern Chinese Economy Develop？ A Review Articl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0：3（1991），pp.604—628.Paul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5]潘英：《革命与立宪》，页230。
[6]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外国学者之中潘氏赞许史扶邻而贬抑李文孙；然而在国外，许多学者却对李文孙有很高的评价，许之为莫扎特式天才人物。Maurice Meisner，Rhoads Murphey，The Mozartian Historian：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Levens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7]这是Carl Becker的用语，见Carl Becker，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pp.1—31.
[8]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