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指涉当代之历史阶段与生活之特质的“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等概念有非常丰富的意涵，本文无法全面剖析此一观念，只尝试从中国近代思想史、史学史的角度来谈这些词汇的意义，及其对近年来台湾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这些具有高度时间感、自我定位，并与未来理想相纠结的观念，本身即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而改变其内涵。其中最基本的变化是：首先，拟定一个“现代”概念作为发展的阶段与未来之目标，并将在此之前的时期统称为“传统”（亦即二元对立的观点）。其次，又从一个普遍性、一元性、以西方为范本的“现代”，转而强调特殊性、多元性与主体性。从一个以西方经验为模型，结合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形态走向一个更具批判精神、更开放、更包容的格局。在历史研究的课题上，因而激励出丰富、多元的研究视角。此一观念也认识到人类历史除了合流的趋向之外，也有分流的趋向，并不断地出现亨廷顿所谓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国际冲突。但是批判过现代化理论之后的现代性研究取向，其所依循者如果不是英、美的模式或日本模式，究竟为何？有无可能建立一个不以“发展”“适应”，或不依循资本主义所强调的“工具理性”，以及以效率、利润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在中国文化的范围内什么才是一个现代性的生活，这一些规范性的问题，或许很难立即得到学者们的共识，然现代性概念中所蕴含的批判能量，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议题的本质，并在处理生活幽暗面所引发之问题中，寻求可能的进步。
【注释】
[1]本文原刊于《当代》，期223（台北，2006），页76—95。又以《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刊于《史学月刊》，2006年期5，页10—17。
[2]“现代”一词在日语里的意思就是当代，此词出现在明治时代。如三宅雄二郎：《日本人》，东京：政教社，明治24年（1891）里的“日本人の任務二”一节（页43—62）里有“敢て問ふ我が日本現代の勢力たる”“洵に現代の一大現象”之例。
[3]《清议报》里最早在1900年左右出现“现代”一词汇。见《时论译录：论日本今日之地位》中，称“俄国现代之形势”，《清议报》，期44［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十一日］，页3上。此例乃直接译自日文刊物《东邦协会报》。在中文字典中1918年赫美玲所编辑的英华辞典《官话》才首次出现“现代”一词，在modern一词下所列的译词有：新式的、现时的、现今的、当今的，而在modernism之下则为“现代主义”。见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ed.，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including Scientific，Technical，Modern，and Documentary Term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6，p.886。至1921年以后《申报》之上才较普遍地可以看到此一词汇，《申报》上首度在标题中出现“现代”一词者为：枫云：《英国现代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的近著》，《申报》，1921年4月10日，第14版。
[4]日语中的“近代化”“现代化”等词大约出现在大正时代。如“駱駝は元來僕の好きな動物で、司馬江漢等も此の動物の渡來を取扱つて居るが、もつと現代化して見たかつたのです。大體の形は發掘の土偶等にもより、裝飾的にしたものを更に寫實”，见横山大观：《美術院日本画作家の感想》，《太陽》，23：12（1917），页175。“现代性”一词则要到1930年代，如“アメリカ文學に於ける現代性”，高垣松雄：《現代アメリカ文学》，东京：健文社，昭和十年（1935），页1。
[5]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48—349.
[6]黄瑞祺：《现代与后现代》，台北：巨流出版社，2000，页17。
[7]Beck的讨论涉及历史记忆与现代性之关联，他认为第一现代性是英雄的、主动者的论述，同时在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充满误解与相互的不满；而第二现代性则是基于双方相互认可他者（the Other）历史之间的妥协。Ulrich Beck，“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The Sociology of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51：1（2000），pp.79—105.
[8]安惠：《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卷第三》，“于此经中，无常已灭名过去，若未已生名未来，已生未谢名现在。”“已生未谢名现在者，已生之言，别于未来；未谢之言，别于过去。未来之法，虽名未谢，然是未生；过去之法，虽云已生，然是已灭。所以为简去、来二世，定取现在。”CBETA电子佛典集成http：//tripitaka.cbeta.org/W01n0007_003，读取时间：2020年2月8日。
[9]梁启超：《新民说》，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页8。占士李是James Wideman Lee（1849—1919）。
[10]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17：5。
[11]《新民说》中“近世”有9个例子。
[12]“摩登”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文化建构，有关此一词汇在中文方面的讨论请参见李欧梵的研究，他说“英文modern（法文moderne）是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中文‘摩登’在日常会话中有‘新奇和时髦’义”。《李欧梵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页193。此一观念在日本的情况，尤其是与现代女性之关联，见Miriam Silverberg，“The Modern Girl as Militant”，in Gail Lee Bernstein，ed.，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1600—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p.239—266。
[13]1916年赫美玲的《官话》之中tradition的翻译有以下六种：遗传、流传、世传、传承、祖传、传授，而并无“传统”。见该书页1520。以近代妇女期刊来说，至1929年才有一篇以“传统”为名的文章：派乐忒原著，王学浩译：《传统思想（独幕剧）》，《女青年月刊》，第8卷第4期，上海，1929年4月，页35—46。
[14]如［南朝·梁］沈约的《立太子恩诏》：“王公卿士，咸以为树元立嫡，有邦所先，守器传统，于斯为重。”收入陈梦雷编著，蒋廷锡校订：《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铜字活版本，雍正四年（1726），明伦汇编/宫闱典/第71卷，东宫部，艺文一，页15。
[15]有关传统、近代、现代三词汇在中日两国的历史，参见沈国威：《近代关键词考源：传统、近代、现代》，《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台北，2013），页417—437。作者指出：“传统”“近代”是中国的古典词，但在20世纪初的日本词义发生变化；而“现代”则是日本新创制的词语。
[16]较重要的是：James Reeve Pusey，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3.James Reeve Pusey，Lu Xun and Evolu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张朋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严复、梁启超的进化观》，《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页85—122。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6：12。
[1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6：12—13。
[19]严复译：《天演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自序》，页3；《导言六》，页16。黄克武：《何谓天演？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85（台北，2014），页129—187。
[20]见拙作《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页121—122。民初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如胡适、陈独秀与鲁迅均秉持此一观点。这一看法也与西方学者如韦伯的看法相呼应。
[21]刘龙心：《中国近代史——一门次学科领域的兴起》，“郭廷以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1月11日—12日。张海鹏曾搜集了20世纪上半叶所编纂的中国近代史之书目，该书目有79种，最早的一本是1910年由北京汉英图书馆出版，陈光宪编著的《中国近世史》，张海鹏：《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史书的编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11月16日。
[22]茅海建说“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三联书店，1995，页578。
[2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台北：启明书局，1959，页2。
[24]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王尔敏：《郭廷以之史学》，《国史研究通讯》，期1（台北，2011），页127—145。
[25]有关1930年代开始“现代化”在中文世界的使用状况，可参阅潘光哲：《想象“现代化”：一九三〇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解剖》，《新史学》，卷16期1（台北，2005），页85—124。
[26]墨子刻：《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路向——必然的趋向与自由的范围》，《当代》，期119（台北，1997），页108—119；本文亦刊于《科学·经济·社会》，16：4（兰州，1998），页7—13。
[27]郭正昭：《译者自序》，C.E.Black著：《现代化的动力》，台北：寰宇出版社，1974，页33。
[28]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香港：大通书局，1981；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金耀基：《现代人的梦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台北：牧童出版社，1975；李亦园、杨国枢编：《中国人的性格》，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72；韦政通：《现代化与中国的适应》，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
[29]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页1、6。
[30]黄瑞祺很详细地谈到现代化的各种指标，《现代与后现代》，页22。
[31]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长沙：岳麓书社，2003。
[32]金耀基：《从“现代化理论”的争议到“现代性”之批判与探索》，《“中研院”周报》，期581（台北，1996）。
[33]Michael E.Latham，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Nation Building”in the Kennedy Era，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雷迅马著，牛可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4]陈仪深访问，周维朋记录：《艾琳达（Linda Gail Arrigo）女士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期12（台北，2004），页45。
[35]单德兴：《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与文化政治》，《中外文学》，36：4（台北，2007），页317—346。
[36]参阅Thomas Metzger，A Cloud Across the Pacifci：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5。
[37]墨子刻：《道统的世界化：论牟宗三、郑家栋与追求批判意识的历程》，《社会理论学报》，5：1（香港，2002），页82。
[38]这一次研讨会的成果见：“生活、知识与中国现代性”专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1（2003），以及Peter Zarrow，ed.，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1900—1940，New York：Peter Lang，2005.
[39]王晴佳、古伟瀛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出版社，2000。
[40]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有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期37（台北，2000），页7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