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账风潮对社会经济之影响
19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式工商企业兴起，商业领域的竞争加剧，钱债纠纷也日益增多，比较典型的如1883—1885年，上海钱庄连续发生因借款商户经营失败引起倒账而破产倒闭的事件，时称1883年钱庄倒账风潮。此次倒账风潮以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四日（1883年1月12日）胡光墉（胡雪岩）开设的上海金嘉记源号丝栈的突然倒闭为标志，该丝栈亏折款项56万两，累及大小钱庄40余家。至1883年11月，胡雪岩独资开设的阜康雪记号倒闭，引发了镇江、扬州钱庄先后倒闭68家，当时《申报》记载“杨镇两马（码）头各业大受其累，银根因之愈紧，市面如此令人不寒而慄”[65]。1884年，一向以“局面甚宏”著称的巨源钱庄以亏空2万两倒闭[66]。1884年年初，京师著名钱庄恒兴、恒和、恒利、恒源“四恒”字号倒闭，致使京师钱庄连倒16家[67]。当时掌管晚清政府财政的大学士翁同龢也曾写道，“京都阜康银号，大贾也，昨夜闭门矣，其票存不可胜计，而圆通馆粥捐公项六千两亦在内，奈何奈何”[68]，表达了对此次风潮巨大冲击的忧虑。本次倒账风潮对钱庄营业之影响，可从表3中得窥一斑。
表3 上海钱庄数目[69]
（资料来源：上海通社编：《旧上海史料汇编》（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693页。）
从表3所列数字可知，上海钱庄在光绪二年（1876年）较为兴盛，光绪九年（1883年）减少近一半，内因即受倒账风潮的波及，外因则是由于中法战争影响，及至宣统二年（1910年）橡皮风潮及之后辛亥革命之影响，钱庄盛极而衰，到民国元年只有24家。1883年金融风潮中产生的钱债纠纷非常突出，引起了清政府及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在胡雪岩阜康钱庄倒闭歇业后，清政府即下令查抄，谕令“今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该号商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行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处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70]。依据刑部“诈欺官私取财条例”，胡光墉被送交刑部治罪，后因其事发后不久病故作罢。(https://www.daowen.com)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上海等地商人虚假设立公司行铺诈骗存款，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当时《大清律例》对此没有规定，而且该法本身也近于形同虚设，国家缺乏专门立法加以规制，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根据上海商务局的请示，要求江苏按察使朱之榛草拟护商之办法并上奏朝廷，对于商民请求开设公司钱铺，请求按照京城钱铺定例处理，其奏折云：
无论新开旧设，均令五家联名互保，报官存案。如有侵蚀倒闭商民各款，由地方官立拿监禁，分别查封寓所资财及原籍家产，勒限两月全数完竣，起意关闭之犯，枷号两个月，杖一百，折责释放。若逾限不完，无论财主，管事人及铺伙侵吞赔折，统计数在一百二十两以下者，照诓骗财物律，计赃照窃盗论罪，至一百二十两发附近充军，一百二十两以上至三百三十两发近边，六百六十两发边远，一千两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一千两以上发黑龙江安置，仍照章发新疆种地当差改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到配后加枷号三个月。一万两以上，拟绞监候。均勒限一年，追赔全完，枷责释放。不完，再限一年，追赔全完，死罪减二等定拟，军流以下仍枷责发落。若不完，军流以下人犯即行发配。死罪人犯再限一年，追赔若再不完，即永远监禁。所欠银钱，勒令互保均匀给限代发，免其治罪；仍咨行本犯原籍，于家属名下追偿。如互保不愿代发，或限代发未完，拘拿到案，照准窃盗为从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互保代还银钱，如本犯于监禁及到配后给还者，军流以下即行释放，死罪人犯减二等发落。若互保同时关闭，一并拘拿监定，照前治罪；未还银钱，仍于各犯家属名下严追给领。其有虚设别项行铺，侵蚀商民各款，情节相似者，亦即照此办理。[71]
刘坤一的主张重在以旧法治新事，对于侵蚀倒闭者，根据钱债清偿情况分处以不同的刑罚处罚；根据诓骗钱财的数目及还债情况，治罪专条从枷杖、军流至永远监禁不等，分别予以严惩。其着眼点重在维护治安而不是护商保商。但对因经营失败破产倒闭且无力还债的商人也视为奸商而一律科处刑罚，显然属于机械式的简单处理，有失公允。“奸商倒骗”之罪的确定和法律适用，体现了统治者的态度，但议定之事并未根本解决此类问题，社会上欺诈倒骗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相反，伴随着纷繁变幻的商局，恶意欺诈行骗之事愈见离奇，如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5月），商部有奏折云：“现今市面日紧，各省人心风俗日益离散，奸商倒欠之案愈出愈奇。……嗣后遇有商人词讼，乘公讯为理直。……并查照光绪二十五年刑部议复两浙总督奸商倒骗定例治罪成案办理。”[72]
清末民初由于商情变化，破产倒闭的个案屡见不鲜，其中或由虚假设立公司行铺、恶意倒骗卖空而致，或因商人经营不善、投资失败导致不能清偿债务引起，但无论何者，当钱债纠纷发生后需要解决时，却无相应的破产律例以资依据，地方官府及司法官员面对此类事件，不得不考虑借助于立法之外的纠纷调处规则，如习俗、惯例等进行调解或裁判，于债权人保护极为乏力。
晚清以来城市商业的兴盛发展，使得从商人群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跨地区经营的现象也较传统社会有所增多。特定地区的行业经营者，不再是单一的本地人集聚，客观上造成传统“熟人社会”所特有的商业信用约束机制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一旦发生经营失败、债务延宕，债务人为逃避债务往往选择“一走了之”，面对携钱财票据潜逃的债务人，债权人或只能在无奈报官的同时，于关闭之门店外张贴欠款公告，其中夹杂种种毁损负债之人名誉的语词文句[73]。对于此种处理，梅汝璈先生认为至多不过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和谴责，所能收到的功效极其微小[74]。因此，通过专门立法来规范破产关系和债务清理程序，惩戒破产者的有意诈亏、倒骗行为，成为保护商民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必然且必需之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