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商会理结破产案件之实践
（一）三星织物厂等与丰泰洽米店等存米纠葛案[37]
该案是一起因丰泰洽米店倒闭歇业后引起的债权处理纠纷，由苏州总商会商事公断处[38]于1924年6月做出议决。本案原诉人为三星织物厂，被诉人为丰泰洽米店经理李子荣，连带被诉人为震漋鸿米行。主要案情为：原诉人三星织物厂与被诉人丰泰洽米店素有交易，双方的交易惯例是每有新出米谷时，原诉人一次性付清款项后，将米存放该店，随时取用。1924年4月丰泰洽米店店主薛凤石意外落河身亡，其店因之歇业。原诉人得知此情况后到店查看，发现存货充足，并经与该店经理李子荣接洽，已购米谷由其看管。事隔数日后，却得知店中存货均已被连带被诉人震漋鸿米行取走，且该米行等以债权团名义召集债权，将已经搬存之米照额公摊。
原诉人认为，其所存放之米非薛凤石所有，震漋鸿米行擅自搬货，“迹近攘夺”，且搬米之时，“既未召集全体债权点明石数，又未经报”，丰泰洽米店经理李子荣也未通知存米各户，私相搬运，有“串谋”之嫌。“抑更有进者，存米与存款等，虽属同一债权情形，显然各别。米谷则款早付清，不过寄存性质，款银则将本计利，本有亏折风险。”因此，原诉人提出的请求是，“饬令震漋鸿米行将已经搬存之米，核明实数，如数交出，并责令该被诉人按照寄存石数，如数发还，以昭平允”[39]。此外，在三星织物厂致商事公断处的声请书中，原诉人还特别提到一个情节，震漋鸿米行经理周鸿卿为该处职员[40]，因此特别请求“贵处长分别传集秉公判断”。
针对原诉人的声请，连带被诉人震漋鸿米行于1924年6月10日予以书面回应，对丰泰洽米店封闭后的债权债务情况做出了说明，该店“亏欠各米行货款陆仟捌佰元左右。后据该店伙友李子荣报告，计欠庄款壹仟玖佰余元，存户贰仟伍佰余元，存米户壹佰念［廿］陆石伍斗，约计洋壹仟元有零。店内计有现米叁佰柒拾伍石”，且“欠人多而人欠少”，其财产总额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因此，经多数债权人公决，由震漋鸿米行邀集同业债权人组成债权团。在此份书面回复中，震漋鸿米行明确提出，对于各债权，“如均欲十足收还，则势必多寡不一，似不足以昭折服”。
被诉人丰泰洽米店经理李子荣针对原诉人申请，也提出了书面意见，基本与连带被诉人震漋鸿米行的说法一致，并阐明了债权团公决的公推（摊）办法，即“将人欠各户抄账收取，所有收到之款先行按照四成摊派”，并且“多数已经领去，尚有少数未领亦已按照四成存储，债权团备领”。李子荣同时提出：“存米存款各户，亦为债权之一，自应与各债权一致办理。况薛君身后萧条，欠人多而人欠少，人欠而欲划抵账，其他债权又将何法，以办济乎？”
综合上述原诉人的请求和被诉人方的意见，本案双方争议的问题主要可归纳为：对存米各户之权利在法律性质上的认定，是属于债权还是物权（所有权）？如为前者，则原诉人应作为债权人之一参与公摊，其权利不可能完全得到实现；如属于后者，则原诉人应享有取回权[41]，其所存之米不应作为债务人财产变价公摊。
苏州总商会商事公断处对本案的处理极为迅速，在连带被诉人震漋鸿米行答辩的同日即1924年6月10日开场评议并做出了议决，议决书的具体内容如下。
询据原诉人朱松筠述称：该店存米系各户买存之物，当时震漋鸿等行擅自搬运，且不知照各存米户，未免藐视，应请将各户所存之米如数发还，被诉人所云公推［摊］一节，未便承认等语。质诸被诉人薛风冈等辩称，当时因舍弟凤石无端自画，匆促之间，未及斟酌，而店内所存之米诚恐失走，遂由往来各米行议定，暂为系存之法，故见［现］在已将此项存米卖去，应请一律公摊等语。
审核两造情词各执，惟查丰泰洽米行当时搬运米石，对于三星厂等各存米并未通知办理手续，似欠周密，无怪存米各户啧有烦言。兹经本处查照历届该业办理成案，劝原诉人一方消除意见，通融认亏，照当月定［订］货价目一律公摊偿还，两造允洽签字存卷。本处照章应征费用银贰拾元，由丰泰洽负担之，该存米款由丰泰洽缴处转给具领。[42]
从上述议决书来看，商事公断处采纳了被诉人这方的意见，处理上将原诉人归入债权人一类，因债务人财产不足清偿，故按“当月定［订］货价目”确定数额后参与公摊偿还。对于搬运米石而未通知各存米户的做法，只认为“似欠周密”；而对原诉人一方，要求其“消除意见，通融认亏”。本案处理的依据明显依靠的是“经查照历届该业办理成案”所得之“习惯”，而非法理。基于民法理论分析，本案中原诉人三星织物厂就存放于被诉人丰泰洽米店的米谷已全额支付了款项，尽管未转移占有，但所存货物的所有权已发生转移，双方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保管关系，丰泰洽米店仅对存放之米实际占有，但并不具有所有权或处分权，在其因无法清偿全部债务事实上达到破产状态之时，作为合法所有权人的三星织物厂理应要求取回所属物即存放之米，三星织物厂不应作为债权人之一列入债权团并参与破产分配，其所存之米也不应作为破产财产变价折现。
从现有档案史料来看[43]，我们无法获知在该议决做出后，包括：原诉人在内的所有存米各户是默然接受，还是另有异议反对？由于本案连带被诉人周鸿卿（景樑）为当时商事公断处的调查员，其特殊身份对本案评议及最后议决的做出是否有所影响，使得议决结果有利于被诉人这一方，也未可得知。
本案的议决处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商会裁断纠纷的一个普遍特点，即裁断更多依据的是商情习惯或行业惯例，裁断的目标根本上更强调“矛盾调和”，认为争议双方应各有“通融让步”，采取“和平主义”。商会所选任的评议员基本上全都来自商业各界[44]，并非法学专业人员，也不具备近代法律知识和专门的法律素养，对商事纠纷的处理以“习惯”和“信用”为先，不注重法理、证据和细节。对此情况，天津商会1915年在对农商、司法部的一份呈文中也有专门提及，“查现在法庭审理民事案件概取证据主义，凡有证据者可望判决，否则致被全案却下或一部无效，此种办法对于民事案件固属尽美尽善，但对于商事案件尚需变通。何则？缘商家交易，素凭信用，从未有当交易之时预筹兴讼之地步，事理至明，无须赘述。故商务案件，证据往往不足，法庭若拘泥证据为之判决，则当事人势必不服，卒致经年累月缠讼不休。欲免此弊，则遇有证据不足之商务案件，不必拘泥证据，移送商事公断处本诸商业习惯为之鉴定，则当事人自能折服，此速结案件之办法四也”[45]。对于钱债纠纷由商会居中竭力疏导，从速理结，固然有利于提高理案效率，但“各让一步，结局终有一造不当利得，奸者之术于是大售于市，而商事诉讼更是屡出不穷”[46]，商会多依据习惯、不重法理和证据的裁断方式，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
（二）庆泰庄等诉追永兴泰庆记号主王辛生卷款逃匿案[47]
本案为苏州总商会1925年9月公断之案件。1925年3月22日，苏州庆泰庄等债权人就永兴泰庆记纱缎号主王辛生卷款逃匿一事，函致苏州总商会商事公断处请求审查处理。声请书中言称如下。
永兴泰庆记纱缎号开设在本城大柳贞巷十二号门牌，号主王济川素称殷实，故庄等均有银钱与之往来。癸亥年[48]七月王济川病故，其子王辛生承父旧基继续营业，方及一年，遽萌异志，突于上年夏历十一月间卷款潜逃，匿不见面。共欠各庄往来户上年底止银壹万贰仟零玖两壹钱玖厘，又上年九月底起期会票银伍仟两，又上年十一月十五日起期会票规元柒仟两，又上年十一月二十日起期会票规元肆仟两。庄等闻讯之下，遂嘱该号伙友张惠之四面寻访，延宕三月杳无踪迹，不得已于夏历二月廿六日同至该号检查账目货物，当由张惠之交出阅看一切存欠账目。查核之下，疑窦颇多，因即督同张惠之先将账簿送至贵处，环求处长定期传集张惠之到处，另派审查员详细审查，以究虚实。一面出具通知书登报通知王辛生到案清理，至所存苏申缎货丝经统由张惠之声明保管，应请急速处分；另派公正人督同张惠之先行出售，将货款如数缴案，免生意外，不胜迫切待命之至。[49]
苏州总商会商事公断处经调查，确认王辛生卷款逃匿。为确保对王辛生财产调查、清理顺利，商会于1925年6月致函东区警察署长，除通报案情外，因当月三日债权人代表瞿衡甫以及永兴泰庆记号伙友张惠之须共同前往王辛生住处吴县大柳贞巷，主要目的是要绘制王辛生家宅详图，检点装折，以分别登记备考。为避免不服拒抗等情，请求警察署“派警协同办理，以免争执而利进行”[50]，这一情节也充分反映出商会理案中对官方执法权的倚重。
经过调查评议，苏州总商会于1925年9月11日做出公断如下。
查永兴泰庆记卷逃案，内共欠各债权人银贰万玖仟玖两壹钱玖厘，洋陆佰元。现由王辛生自行到案，并前后交出货物及房屋契券，并口头声明宝丰宏福祥、宏泰昌勤大等，应收股款，请求本处依法处分。除庆泰、义康、瑞元、义成裕、久源、仁昌、裕永丰、顺康等庄，又李素行、朱慈云等存户外，概由王辛生自行料理。此系自愿破产，请求照办。(https://www.daowen.com)
王辛生（画押）[51]
上述公断书内容较为简单，确认王辛生之破产请求，划定了债权人范围，对除庆泰、义康等八庄并李素行、朱慈云两存户外的其余债权，裁断由王辛生自行处理解决。
该案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在商事公断处做出上述公断后，债权人王玉林和破产债务人王辛生均提出了异议，且尤以王玉林之请求言辞凿凿，有理有据，令人不得不思考商事公断处对本案的处理是否公允。
债权人王玉林在1925年9月11日商事公断处的公断意见做出后，呈文该处，就其被排除在破产债权团之外，以及破产清理处分不公一事请求重为处理[52]。王玉林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详细阐明了请求重理的理由，概括如下。
第一，债权人王玉林被王辛生卷逃存款计洋壹仟元，早于1925年阴历三月间备具节略，请求商事公断处并入债权团同为清理，并得被受理。但在后续讯问和评议阶段，均未得到通知。根据《司法、工商部会订商事公断处章程》的规定，“应于前三日通知当事人到处，今玉林亦当事人之一，何以不照二十三条[53]办理而潜然缺席处分”。
第二，根据当时《民事诉讼法》缺席判决之规定，当事人有传而不到者，得缺席判决。“公断处虽无规定类乎[54]，民事诉讼之一种，玉林未蒙被传一次。忽然不得玉林同意，单方提出处分，何厚于他债权团而薄于玉林？”手续和程序均有不合理之处。
第三，王玉林之债权已向商事公断处申报并得以受理，确定为债权人之一，理应同其他债权人一律处分。“今王辛生业已破产，将所有财产尽交贵处，乃独传他债权团到处，迫令王辛生提出[55]玉林债权有何根据，照此办法，试问王辛生为破产之人有何余力料理提出之债权，是明明徇有力债权团之情，独欺无力债权人，于公断名义不合。”
第四，关于破产债权之归类，“如贵处将债权种类处分于庄款为营业性质得有处分，权存户为生利性质得无处分”或可理解，但从该处公断书来看，“此案处分并非全属庄款，尚有李素行等存户得予处分，独玉林存户提（剔）出是何理由”。
第五，本案处理虽经王辛生签字，但似有强迫行为。9月11日王辛生及证人姚君玉到处听候时，由于得知王玉林未被传照，姚君玉拒绝签字，是为强迫王辛生之铁证，当然应认为王之签字是无效的。
上述王玉林之申诉意见，前两项基于程序不公而谈，后三项从实体角度辩驳，驳议有力，逻辑也较为严密。当然仅凭其单方说辞似不足以为信，但恰恰债务人王辛生于同月向商事公断处的呈文，提供了充分的旁证，印证了王玉林的种种说法。在该份“为解决亏欠各款破产清理事呈商事公断处”的书面文件中，王辛生称：“小庄永兴泰庆记亏欠各款破产清理一案，早将房屋契及货物由姚君玉舍亲为证人交到贵处收存，所有债权庄款及存户均具呈，请求贵处公推并蒙受理，莫名感激。……于九月十一号遵传偕证人姚君玉到贵处听候处分。不意各庄经理强将存户王玉记洋壹仟元，新记洋叁佰元，两户提出迫令辛生自行料理。当时证人姚君玉声明有言在先，何故反讦？业已破产决无余力，故拒绝签字，即行退出。辛生破产之人，能力欠缺，智览若失，又无证人在，彼尽由各庄经理强迫签字，有不能自主之概。”[56]该呈文中所提之“王玉记”，应为王玉林经营之商号，王辛生写该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王玉记频向家母处及堂叔旭生处吵闹拼命。辛生虽暂避他方，终非了局，亟思料理后出面谋食，或有一旦得意，满拟补报各债权，不在一时之吃亏”。债务人不堪债权人其扰，又确无能力处理该遗留之债权，于是请求公断处从中斡旋，“敢请贵处长劝告各债权”，对仅余两户债权人王玉记（王玉林）、新记宽宏大度，允许他们一起参与公推（摊）。王辛生的呈文，一方面是对王玉林壹仟元债权的再次确认，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在公断书上的签字画押是被迫的，这无疑印证了前述王玉林之说辞。
结合上述两份呈文，我们不得不思考何以王玉林之权利被漠视和侵害。反复阅读其为本案处分不公致商事公断处之文，不难感受那份焦虑与愤懑，“玉林半生苦力所积千元，将来养老送死，全恃区区。虽此案处分不能完璧，闻尚有半数可得，若遵钧断，由王辛生自行处理，明明分文无着。况王辛生逃亡已久，行踪无定，何从向追？为此情急，呼吁具此理由，用敢请求贵处秉公重为处理。好得此案尚未执行，不难亡羊补牢。伏乞矜鉴俯予施行，临颖不胜待命之至”[57]。王玉林屡屡提及商会“徇有力债权团之情，独欺无力债权人”，实情如何？本案裁断于1925年，当时应为苏州总商会商事公断处第五届任期内（1924年12月—1926年10月），查对当时该处第五届职员名册，可以发现本案破产债权团中有两家债权人代表当选为该处职员。为更全面考察其他债权人在苏州商界之影响力，查对范围扩大至之前的第四届商事公断处职员名册及之后的第六届职员名册，有如下发现。
从表9来看，组成本案破产债权团的8家钱庄中，先后曾有4家入选为商事公断处职员组成。能当选为商事公断处的职员，当在该行业及苏州商界具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力，在本案裁断的1925年，8家债权人中有2家钱庄经理分别入选成为苏州总商会商事公断处的评议员和候补当选人，尽管《司法、工商部会订商事公断处章程》和《苏商总会附设商事公断处章程》均有关于评议员回避、引避和据却的规定[58]，但是否能有效执行，也往往取决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使评议员或调查员确认有回避之因由，不得参与与之有利害关系的纠纷裁断而退出案件评议，但圈内之人毕竟相熟，特定纠纷能否得到公平的处理，也应当合理质疑和追问。本案从最终处理来看，确实存在实体和程序不公的情况，或与上述情况有关。对于债权人王玉林的诉求，很遗憾并未见相关档案史料反映后续处理情况，但其敢于大胆质疑，并从程序和实体角度分别梳陈理由，一定程度上确也反映了近代商民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的进步与提升。
表9 本案破产债权团入选商事公断处职员情况一览表[59]
本案自1925年9月11日做出原则性的公断意见后，债务理结过程并不顺利。从1926年2月12日王辛生就宣告破产一事致商事公断处函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庆泰各钱庄否认王辛生宣告破产，责令其报告账目，以便清查。为此王辛生提出异议：“及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奉贵处饬知到案，及庆泰等各钱庄情商交出房产作为破产，并当场开具破产请求书存案。虽形式不过请求，而实质已经公允，乃该庄等又经否认，至深怪悚查。辛生产业全数交出以外，有无隐匿，债权人尽可调查。纵令起诉法庭，亦必查有匿产证据，方能依法执行。”[60]为此，王辛生“深望各庄俯念交往多年，弗事吹求”，并请求公断处“婉达各债权，实为德便”。由此可见，商会正式做出的商事公断书，即使经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认可，其能否顺利得到执行也很难预判和确定。商事公断书不同于生效的司法文书，并不必然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强制力，其产生效力须经双方的签字同意和认可[61]，对于评议员的公断意见，任何一方反悔或不愿遵守，仍然可以起诉[62]。《苏商总会附设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1913年）第27条对此做了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对于本处之公断如有异议不服时，应由不服者自赴法院起诉。并得由本处依据商习惯、公断原委、叙录全案送请受诉之法院核办。”[63]商事公断书的强制力和执行力因而大打折扣。
商事公断处的理案实践，为商民争议处理提供了有别于地方司法审判的另一种途径。因理案之评议员往往来自商业领域，更贴近商业实践，熟悉行业惯例和规则，其对纠纷的处理往往更容易得到争议双方的认可和信服，且更富效率，其裁断依据和裁断效力有别于司法机构，也具有相当鲜明的特点。但从上述商会对破产个案处理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也带有不容忽视的缺陷和不足。
从商事公断意见并不必然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当事人不愿遵守仍可起诉来看，商事（会）公断并非终极的纠纷解决机制；评议意见得被推翻，事实上也会造成成本和资源的浪费。此外，商事公断处重要职员均由该当地有影响力的行业商人经票选产生，在涉及其切身利益或关联利益等的案件中，即使形式上有回避制度的设计，但实质上难免会出现大商人势力左右或影响商会裁断的情况，中小债权人几乎无话语权，甚至被排除在破产债权团组成之外。裁断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公平、规范、秩序等价值理念和现实需求无从实现，更遑论监督，“商会独立仲裁”目标之实现，实难获得保障，公断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