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草案的社会评价——法律移植有余，本土化资源思虑不足

1915年《破产法（草案）》填补了前清《破产律》的不足，学习移植了国外破产立法体例和破产制度，虽较为全面，编纂体例和制度设计方面也有所创新，但草案内容过于西化，没有注重本土商业习惯的融入，且内容繁冗，语意艰涩抽象，因此并未正式公布施行，对审判机关的司法裁决活动提供的指引也极为有限。

该草案的总体社会评价不高，张知本认为该草案“虽已备具破产法之大概，然错误失当之处，则所在皆是”^[16]，对于各种破产主义，张知本认为各有长短，“且因各国之社会情事不同，在此国为优者，或亦在彼国为劣”^[17]，但总体来说，他认为一般破产主义、强制执行主义、非惩戒主义、不溯及主义、属地主义、和解先试主义、免责主义，均可谓为“较优之主义”，因此对于1915年破产法草案，“未采和解先试主义与免责主义，且亦未采非惩戒主义，此不能不有待于详加改正者也”^[18]。梅汝璈先生认为，“因该案本身精神之乖悖，内容之芜杂，技术之拙劣，故未能引起法界盛大之注意”，“这部草案条文虽多至337条，但均系东抄西袭，粗制滥造。既违背中国历来之商业习惯，复不顾先进各国之最新法例。它大都抄自德日旧律，而于其新修正案亦置若罔闻。至于他国法例及世界潮流，更无论矣！以如此一部草案，其中足称为法理而为当时大理院所援用者，究有几何，殊属疑问”^[19]。为佐证其观点，梅汝璈先生还援引了爱斯嘉拉的评述，“北京大理院自1915年至1927年间之判例，引用该草案之规定，仅寥寥数点而已”^[20]。(https://www.daowen.com)

由于该草案未予颁布施行，事实上从中华民国成立至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制定施行《破产法》之前，我国在破产领域始终没有正式有效的制定法，遇有破产案件，只能依据习惯、条理或法理进行裁判，对此，大理院有关判决例予以“无奈”规定，如大理院三年上字第671号判例明确：“倒号办法若可认为合于一般破产条理者，当事人仍可据以为主张，不能以吾国现无破产法规而即否认之。”三年上字第718号判例规定：“关于商人破产，如地方有特别倒号习惯者，自应先一切破产条理适用。”又如三年上字第1028号判例强调：“审判衙门遇债权人人数过多、财产不足以尽偿各债务时，自可依据法律无明文适用习惯，无习惯适用条理之原则，以为裁判。”^[21]谢振民认为，大理院“由其判决例，遂创立一种不完全之破产制度”^[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