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破产法制的初创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落魄西安。为了遏止国内的反抗斗争，对外自强自救，收复人心，清廷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变法修律。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0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在西安发布上谕，颁布改弦更张诏，谕令云：“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朕）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犹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1]一般认为，此份变法上谕的颁布，标志着此后十年清末新政变革拉开帷幕。

变法诏书颁布后各地应者寥寥，清廷再发谕令并设督办政务处，表明变法决心。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1901年4月25日），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提出新政意见十条，随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初四、六月二十七日陆续陈奏有关变法事宜的三个奏折，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新政实施提出了诸如“设文武学堂、奖劝游学，去胥吏，修农政，定矿律、路律、商律等”等具体的改革意见，此三折被朝廷批准采行，意味着变法修律正式纳入清廷视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朝廷下诏修律：(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律例，自汉唐以来，代有增改，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著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著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请旨审定颁行。总期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用示通变宜民之至意。将此各谕令知之。^[2]

之后，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三督联衔保荐“精通中西律例者”，“查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久在秋曹，刑名精熟。出使美国大臣四品卿衔伍廷芳，练习洋务，西律专家。拟请简调该二员，饬令在京开设修律馆，即派该二员为总纂”^[3]。一个月后圣谕予以批准，“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4]。沈家本、伍廷芳正式出任修律大臣，开启了清末法制变革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