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复业清理
复业清理不同于暂免破产，复业意味着日升昌号可以恢复经营主体资格，根据市场情况自主经营，拓展新业，而不需要再事事受京师地方审判厅的节制。日升昌号复业清理的议决通过遵循了非常正式和审慎的程序，先经“京师总商会通函各商埠商会将所拟复业条件草案广为布告，经京外债权人函复，赞成者计有二百七十二户之多”[13]，但京师地方审判厅认为“该案债额至巨人数极多，若仅据债权人私自往还之信函，遽为多数赞成之认定，将来发生异议，不免窒碍难行，遂即拟具布告张贴多处，……饬令在京各债权人等对于复业条件草案，究竟意见若何正式呈复，以昭慎重。……并录布告全文选登政府公报”[14]。意见征询至1921年2月止，“京外债权人陆续呈复到厅者，共二百九十六户，占债额银一百七十万零七百八十四两八钱一分。其余未经呈复各户，或因住址不明通知无从送达，或系零星小户自视无足重轻。兹就业已呈复各户详加审查，除自树堂、福星堂及秉义堂三户，对于复业条件稍有意见外，其余二百九十三户对于该条件草案全部赞成。查该号京外债权户名册，计债权人四百三十户，债权额二百零四万五千七百六十八两三钱三分，互相比较，京外债权人赞成复业条件草案者，约有七成之谱，核计债额将近九成之多”[15]。
鉴于京师内外绝大多数债权人同意复业提议，司法部于1922年9月正式批准日升昌号复业，并同时撤销破产原案[16]。根据《日升昌试办复业条件草案》[17]，日升昌复业后，仍用原牌号即“日升昌记”，总号设在北京，各埠分号由总经理酌量情形，并商得监察员全体之同意，陆续设立。总号及分号的营业划分为清理旧欠与试营新业两部分。前者主要承担直接清偿债务的责任，而后者承担辅助清偿债务之责，两个部分不得混合，并分别设立账簿。在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之前，不得撤销清理部分。日升昌复业清理期间，原股东在全部债务未得到清偿之前，不得行使股东权利，不得借用银钱和参与分红，并要按其股份份额继续承担无限责任。
日升昌试办复业，以3年为期。期满后如何处理，由全体债权人再行议定。复业期间梁怀文任总经理，负责清理及营业用人、办事完全责任。另设副经理二人，由总经理遴选，相互负连带责任，通知债权人即可。之前由法厅保管之动产、不动产及契据、账簿、现金，均由总、副经理接受保存，开列目录，报告债权。凡本号自置及李东交出暨收账所得各财产，全部皆为日升昌应予偿还债务之品，复业后如须变卖，应征得同意。此外，从债权人中推举监察员若干，负责监察清理、营业两部分事项之责。监察员受债权人委托，有按月轮流稽核账册、款目、财产之职务。监察员不得经手财产及直接收账等事，并不负收账还账之责。
复业后仍以收账还账为主旨，每年分配偿款一次，京外债权仍一律平等。京外各债权既经历次公认平等分配，不得因日升昌现已复业后，由个人意见与本号各债务者互相折扣，每年分配之额，应以营业余利及继续清理收入各款及利息充之，不得动支营业基金。营业基金从收账款内提出16万元，其营业范围以恢复从前原有之业务为限，如增加新营业，应征得全体监察员同意。(https://www.daowen.com)
根据试办复业条件的规定，日升昌票号大致继续清理营业了三个“三年”，期间每年偿还债款数额、剩余未清偿债款数额均无史料佐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即其直至最后也没有偿清债款[18]。由于“该号欠外过巨，铺东产业至微”[19]，破产财产与债权总额差距较大，清偿难度极大。日升昌复业清理后面临两难：继续之前的经营规模，实难为继；就此结束，则债款没有清偿完毕。无奈之下，债权人多次合议，决定缩小经营规模。1932年，经债权人从收回的账款中提出6 000银元作为资本，改名“日升昌钱庄”，经营存款、放款及汇兑业务，代办收交事宜，为合资组织，总号由北平迁回山西平遥西大街，只在北平设一分庄，其余分号一律撤销[20]。1938年正月日军占领山西平遥后，改组后的日升昌钱庄近于停业。
日升昌票号在陷于破产困境后，较为成功地进行了复业清理。在国家专门性法律缺位的情况下，通过争取到全体债权人的信任和支持，在商号不变、资本责任制不变、经营业务范围依旧的情况下，成功进行了清理旧债与新业经营并行，债权人与债务人合营的尝试，对此有评价云：“更有票号一家倒而复起者，为日升昌。日升昌本于民国五年倒闭，所欠外款约二百万，经理逃避。赖副经理梁怀文君出面与债权人周旋，开诚布告，和盘托出。除将东家李姓宣告破产外，复将该号内外财产清理明白，尽其所有交代债权。于是债权人感其诚恳，佩其正直，遂将该号财产仍托梁君经理，恢复营业，票号首创者日升昌之招牌因以保全。”[21]
日升昌号的债务清理，是中国破产实践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且值得研究的一起案例。复业清理办法的试行，并没有沿袭传统的停业清算的老路，而是本着挽救（再建）债务人的崭新理念，积极探索、实践了和解、重整等程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中国近现代破产制度和破产程序的构建开启了新的思路。破产清理逐渐突破传统的轨道，向近现代破产拯救机制和破产程序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