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欠巨款破产还债案
该案引自新民地方审判厅[61]判牍：
缘薛明玉之父薛秀章于光绪九年间在新民府街上开设永升店生理，其柜事归执事人方献亭管理，己亦在店照看。至十四年间，薛秀章病故，薛明玉胞兄薛明俊接管柜事，按年结算账目，向有余利。因值二十六年地方变乱，生意赔累，以致无本。至三十一年六月间荒闭，所出凭帖经薛明俊陆续开发清楚，各债未偿，薛明俊于三十四年五月间病故。宣统元年二月间，苏秀峰即以抗债不偿等情在新民府控告，经新民府集讯，薛明玉因债多产少不敷开发，自愿破产均分，未及讯结，值审判厅成立，由府将原被卷宗咨送到厅，当经本厅提讯，薛明玉复申前请，并将所欠各账开单呈送，嗣据各欠户亦以薛明玉估变摊还等情，前后呈请前来，经本厅提集质讯，取具各欠户图书账条分别移请各该地方衙门调查数目，均属相符。饬令薛明玉如数开列清单，派员带同原被前往照单查明，公同估计，报告到厅。旋据苏秀峰等以薛明玉尚有隐匿产业开单请查，质之薛明玉供称，所指之产均已押卖与人，令将押卖之人并文契找送来厅，查得苏秀峰所指隐匿之产在袁瑞堂处地三十九日，永聚增即袁麟书处地二十六日七亩，王香亭处二十三日八亩，周惠风平房五间。提讯袁瑞堂、袁麟书、王香亭、周惠风均称实有此项房地，惟均立契押卖。查验袁瑞堂之地押价市钱六万吊，袁麟书之地押价三万二千吊，王香亭之地押价一万二千吊，契内载明指地借钱。袁麟书之契系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所立，均系薛明玉自置之产。王香亭之契系三十二年六月间所立，系薛明玉原典宗室锡臣之地，随带红契。周惠风之房原价一千吊，系属卖契。其余所指零星之地或系远年典卖，或系薛明玉族叔薛连浦之产。原指之苏秀峰等亦称不必再查，并愿出具别无隐匿产业甘结。本厅以袁瑞堂、袁麟书、王香亭所押之产既系指地借钱，又均得有利息租项，与典卖者不同，自应归人众欠户内，一律摊还，以昭平允。即将原押之契送商务会估明价值，具覆到厅。复经本厅传集，公同查讯明确。薛明玉实欠世昌德市钱四万零四百六十四吊四百文，义盛德二万吊，恒有为九万四千零八十吊零九百五十文，裕盛增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七吊，裕恒隆九千三百零五吊，王维清即全福堂八千九百五十吊，侯耀先即宝生堂一千七百五十一吊七百五十文，周鹏金即本立堂一千五百五十九吊四百文，魏聘卿即成厚堂六千二百九十九吊四百八十文，协成玉三百六十六吊九百七十文，天益德即尹秀生二千八百六十吊零四百文，义顺东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八吊六百文，巨盛当即齐玉贤三百九十五吊七百九，福顺店二百二十一吊八百三十文，庆升号八千零二十二吊七百九十文，庆升东二千一百九十一吊八百八十文，东兴堂二千吊，福盛和四百二十三吊七百三十文，庆升当七百七十二吊三百九十文，福顺兴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七吊八百四十文，谦益亨三百四十五吊七百文，顺成永九千九百四十一吊，万裕隆八百五十吊零八百七十文，增益涌二千二百八十一吊八百四十文，增兴涌五百三十八吊九百文，德聚成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六吊七百四十文，太和堂八千六百九十一吊六百五十文，祥发栈四千六百八十一吊六百八十文，王占春一千二百六十二吊四百四十文，增盛庆二万四千二百三十吊零八百五十文，苏秀峰三万一千三百四十五吊，福德隆即沈瑞周四百八十吊，袁瑞堂六万吊，袁麟书三万二千吊，王香亭一万二千吊，存发德四千五百三十九吊二百五十文，东升怡一百零七吊五百文，张老俊一千九百八十六吊八百文，福盛号二百八十吊，福顺成四百四十二吊二百文，恒春福二百三十五吊一百六十文，广生贞一百九十八吊，天成永三千六百七十吊，乾生当三百十七吊三百文，义记二百十三吊二百四十文。以上共欠各户市钱四十四万一千二十六吊三百二十文。惟各号欠户分隶各处，未能按户到厅，既令亲信之人代表，亦均取具担任各结。内有零债数家，或其店业已荒闭，或其人不知去向，查找需时，自应先照永升店原账，合数薛明玉所交之产。经本厅派员带同原被公同估得实价九万六千零二十一吊，袁瑞堂等押产并官斗秤，经商会估明价值八万五千七百一十八吊，两共值价十八万五千九百八十九吊，内有原估官斗四面，值价三千四百五十吊，官秤一杆，值价八百吊，共值价四千二百五十吊，此系永升店原领官斗秤执照，店荒即废，何能变价，应行扣除，净值价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九吊。按照估价，摊还各户，均皆允服。惟袁瑞堂再三狡展，据称伊债系薛明玉所欠，与永升店无涉。查永升店为薛明玉完全股东，店与家本系一事，况现在所变之产均系薛明玉家产，岂能分其家债，店债。又称伊债系二十六年因薛明玉被绑，借其救命之款，与别项不同，不能归人大家欠户内摊还。查薛明玉被绑，袁瑞堂借款相救，以对薛明玉一方面而论，固属恩同再造，与寻常借项不同，如系薛明玉自行开发，自应先尽此债，然现在薛明玉之债不敷开发，已将各产交出，听候公估摊还，则各产即属各欠户之产，在各欠户与袁瑞堂并无感情，自应相提并论，何能再分厚（簿）［薄］？又称伊原控时并未列名亦无人告发，因众欠户有契假之说，是以到堂验契，何能扣留估价。查薛明玉破产还债，不敷甚多，凡原有之产无论当、卖，均应查验，如有隐匿者，各欠户亦可指究，本不在原控内，有无其人，亦不在原单内有无此产等语，再三理喻，袁瑞堂总不输服，案关破产，欠户众多，未便以一人不服致滋拖累，应即判决。查此案薛明玉所欠各债或系存留货款或系来往欠项，均属互有账据。惟袁瑞堂、袁麟书、王香亭所借之款另有红契及原典契作抵，现在薛明玉破产还债，既属公估摊还，自不能以有抵与无抵者稍有分别。况袁瑞堂、袁麟书与薛明玉均系至亲，其款据称系二十六年所借，至三十一年另又立契，即使属实，借款与押产相隔数年，其为永升店荒闭，取先发制人之巧可知。况与王香亭得过租项利息，较语别项空欠之债更为优异，应将押产估变公摊，以始大公而示平允。查薛明玉共欠债四十四万三千八百三十四吊七百七十文，其所交之产及袁瑞堂等押产共估价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九吊，以估价均匀核算，每一户均可照四成零九毛四丝七忽五微摊还，应即判令各户，无论欠数多寡，何项欠款，一律照四成零九毛四丝七忽五微摊还。惟薛明玉所交之产均系田产杂物，拍卖变价实非易易。现据各债户供称此项产业均愿领回照估变分，本可照准，然欠户众多且有未到者，若遽予发给，难免不有借口之人，应将估产单先行发给各欠户，按照大小欠数，如何友配领产，公同议明后，再行呈领契据。或交商会公同均分，亦听欠户之便。周惠风所受之房既系托卖，不能再行估变，契据发还。薛明玉原典之产，无论何人承受，至期应准出典户备价赎回，不得藉口刁难。薛明玉家产既经各欠户查明具结，谅无隐匿。讼费赤贫免追。账据注销，存案备查。此判。[62]
本案发生于宣统元年（1909年），虽然大清《破产律》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颁行后不久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废止，但司法审判中苦无裁判依据，《破产律》之法理精神仍有影响。该律第1、2、17条[63]对自愿破产的提起程序及应提交的材料等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本案中薛明玉“因债多产少，不敷开发，自愿破产均分”，先由新民府集讯，后“由府将原被卷宗咨送到厅”。虽然判牍中对破产宣告等情节没有详细叙述，但从前述记载内容来看，有关程序进行是参照破产律的规定而来的。另本案中，确定薛明玉欠债总额为四十四万三千八百三十四吊七百七十文后，将“其所交之产及袁瑞堂等押产共估价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九吊，以估价均匀核算，每一户可照四成零九毛四丝七忽五微摊还，应即判令各户无论欠数多寡，何项欠款，一律照四成零九毛四丝七忽五微摊还”的处理，则明显是适用了《破产律》第42条的规定，即“董事及各项债主查明破产者实系情出无奈，并无寄顿、藏匿等弊，应将现存财产、货物公估变卖得价，并追清人欠之款，通盘核算，定出平均成数，摊还各债主收回”。此外，判牍最后提及“周惠风所受之房既系托卖，不能再行估变，契据发还”的情节，其处理无疑是参照了《破产律》第43条[64]关于取回权的规定。(https://www.daowen.com)
除上述按律执行之处外，本案处理过程中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和思考：
第一，关于袁瑞堂、袁麟书、王香亭三人与薛明玉的债权债务纠纷，地方审判厅官员没有依据《破产律》第32、33、34条[65]的规定办理，该三条均为抵押主（即设定了抵押的债权人）对抵押物进行管理和变卖的相关规定，体现了《破产律》对于设定抵押的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规定和法律保护，但本案并未照此办理。判牍书认为“袁瑞堂、袁麟书、王香亭所借之款另有红契及原典契作抵，现在薛明玉破产还债，既属公估摊还，自不能以有抵与无抵者稍有分别”。之所以未考虑破产债权人中有抵押和无抵押的情况，视同一律对待，也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对于袁瑞堂、袁麟书所欠之债，认为“殊为可疑”，袁瑞堂、袁麟书与薛明玉均系至亲，债务设定（借贷）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地抵押延后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借款与押产相隔数年，“其为永升店荒闭，取先发制人之巧可知”；对与王香亭之债，法官则认为其“得过租项利息”，较其他债权人“更为优异，应将押产估变公摊，以始大公而示平允”，上述情节的认定及相应判决，体现了法官非依立法规定，而是根据情理、习惯等判断，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相对灵活的、合理的处理，但其对王香亭债权的处理，似乎又过于追求“全体公平”而轻视对个别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第二，关于薛明玉破产后实际偿还成数只有四成有余，即予注销存案，并不符合《破产律》第66条“倒闭之商，如查明情节实有可原，且变产之数足敷各债至少十分之五，可准其免还余债，由商会移请地方官销案”的规定。虽则本案审理当时《破产律》已被废止，地方司法官并不严格遵从似无可厚非，但通过该案，不难发现当时破产案件处理过程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对于破产案件“销案”标准和规则适用的混乱，无疑不利于对债权人的公平保护。“无法可依”的现状不仅使得司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捉襟见肘，也导致债权人对纠纷诉案的裁断结果无从作出合理的预期和判断，“茫茫然不知其所终”，如此势必有害于商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