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号复业清理——破产程序的转型突破

传统的破产程序主要表现为清算型破产程序，即在破产宣告做出后，将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按一定顺序和比例公平清偿给全体债权人的制度。1906年大清《破产律》第四节和第五节分别规定的“清算账目”和“处分财产”，即是有关破产清算程序的立法反映。从操作上来看，破产清算方式往往表现为停业清理，具体程序如下：首先由地方官予以查封停业；接下来进行账目清算，在此过程中，清理人负责有关财产管理和具体破产事务，重要事项则须经过商会和地方官认可；最后，在账目清理完毕及全部债权确定的基础上，根据“债主会议同董事公定平均成数”进行摊还。可以看出，传统破产清算的目的即在于清产还债，其最终处理结果是债务人得免部分余债（如属有心倒骗之商，则要追究治罪）。由于商业信用大受损害，大部分破产者会从此退出商业市场；而债权人则须承受因债务人破产带来的商业风险，清算固然可以使债权债务关系即时了结，但其债权一般仅能得到部分清偿，这种部分受偿相较于债权总额来说，甚至可能只是“象征性”的。清末两次破产高潮中（1883年上海钱庄倒闭风潮和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几乎所有的破产钱庄与票号都采取了传统的停业清理方式^[1]。例如，1883年上海钱庄倒账风潮中，泰来钱庄倒欠银七万余两，债权人蔚长厚等票号向英会审公廨具控后，由陈太守派差协助抓捕执事人谢松亭，查得其居所后，即命差捕将谢之家属看守，随即开始查账，“阅账箱内之账簿，知该庄被人欠银三万余两”，即将各户名抄录，并将银洋账箱交于寿康钱庄的钱业董事屠姓收存。另外，将该庄所欠银两之花名单呈上，禀请海关道邵观察按户查究。陈太守奉札立即再行添差，尽快缉拿谢松亭到案严追，一面查究被人所欠银两是否属实，一面核夺办理^[2]。又如，在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中，总号设在上海，在全国各地设有17个分号的源丰润银号宣告倒闭，亏空公私款项两千万两之巨。上海源丰润总号宣布破产后，各地分号即被当地政府查封。京师分号“素为京中极大之商号，近因上海源丰润本庄倒闭后大受牵累，竟赴外城总厅呈禀请封，闻亏欠外款有六百余万两之巨，警厅一面派警弹压，一面请示民政部堂宪作何办理，日来银根大紧，京师金融界顿觉为之恐慌”^[3]。天津商号接到总号来电后，也停止收解，清理归结，“商号所有存欠各款，一时缓不待急。为特叩请商务总会老爷妥为保护，除一面赶急造册送呈外，先此具禀，伏乞俯准施行”^[4]。杭州分号经理人朱虞臣恐有他变，已“电致号东转电藩司决于初九晚先行发封，闻宁波分枝、源隆两庄亦由甬道发封，执事费姓已经看管。杭州分枝，某颜料及茶号各家，亦岌岌可危云”^[5]。以上两例仅仅是当时钱庄、票号倒闭处理的缩影，反映出查封停业、清理欠债是破产案件处理的先行和主要步骤。

1906年《破产律》确认了破产清算、停业清理等传统破产程序和方式，并进一步予以完善，如明确规定了清算过程中管理人（董事）的选任和产生方式，以及董事的职责和权利，细化了账目清理和财产处分的规定等，尽管该律施行时间仅有一年多，但为破产清理程序的建立和推行提供了比较正式的文本上的借鉴。破产程序的发展和完善并没有囿于立法，而恰恰是伴随社会实践不断前行并有所突破，民国初年日升昌票号从清理无望做破产处理，至暂免破产，直至最后通过复业清理免于倒闭的历程，成为破产程序在实践中转型发展的典型例证。(https://www.daowen.com)

日升昌号破产是民国初年一起较有社会影响的破产案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号于清乾隆年间由山西平遥李氏独资开设，初为颜料行，至道光年间改为汇兑业。同光年间发展迅速，在辛亥革命前拥有资本达30多万两白银，各省设立分号达24家^[6]，营业遍于全国，被称为“票号首创之第一家”。1914年年末，存在近200余年的日升昌北京分号宣告倒闭，其他分号相继停止营业。导致该号倒闭的原因有多重，直接导火索是其北京分号为合盛元号作保，合盛元号因营业失败执事逃匿，京师检察厅屡向保人日升昌号北京分号代理经理侯垣索人，言称“如无被保人即将保人押起”。1914年农历九月初一，侯垣私带伙友、账簿逃回平遥，姚世侃、苏锡绵等二十余家债权人向京师地方审判厅提起控告，警察厅封闭日升昌号位于京师的房产，并行文山西平遥县。平遥县知事接文后扣留该号东伙执事人等，并派警察看管辖内相关不动产和铺号。因该号总经理郭斗南、京号经理赵邦彦及代理经理侯垣均逃匿不知所往，已请辞多年的原副总经理梁怀文挺身而出，带同账簿、县署公函等于旧历十一月十二日前往京师审判厅投案，承担债务清理之责^[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