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功能审视文化安全

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文化的是马林诺夫斯基，他提出“适应环境”和“满足需要”这两个词。无论是人如何适应环境还是环境如何满足人的需要，都和文化不可分割。在他看来，如果文化的反应无以解决和满足生物的需求，那么人类社会便不可能有今天的存在。所以他强调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功用性装备。^[9]文化对一个人、社会、民族和国家都具有“安身立命”的功能。

个人寻求的精神归宿就是一种文化归属。对移民而言，迫不得已离开自己的文化本土，他们在精神上拥有母国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唯有此，才能在新土重建基业。犹太人流落到世界各地仍坚守着自己的宗教文化，早期的英国清教徒来到北美依赖于新教精神的支持，华侨移民东南亚或美洲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源于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勤俭美德。文化塑造人的道德和品性，事实上也就是以社会的道德宗教观念和习俗熏陶人的心灵。文化的实质是道德。文化不是房子，不是道路，不是器具，不是制度，不是科学，不是艺术，而是人格，换句话说，就是道德。

文化是一种价值导向。从文化自身的视角看，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价值内核，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恒久性，引导和规范文化主体的行为。“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10]人在文化创造中为自己选择了独特的存在方式，人们根据这种存在方式来区分不同的文化主体，当我们在说到“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等时，我们都会联想到这些文化的独特性。文化的不同意味着价值观的不同、行为方式的不同。正因为文化具有如此的价值导向功能，文化安全的存在显得格外重要。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犹太人亡国两千年后而终能复国，不能不归功于持续不绝的文化意识。“中国人”这个名词自正式出现在春秋时代以来，便是一个文化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人们在创造文化时，归根结底是在创造自身。任何一种文化创造都是人的自我创造。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在创造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具体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文化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指的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某个“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它包括“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有人甚至把文化比喻为民族的人格。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世界上每个成熟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而这种特有的文化就成为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

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实力和民族精神的竞争。文化的力量不仅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人民的尊严和幸福，都离不开强大文化的支撑。文化还是发展的有效动力，它可以整合价值观念，规范人们行为，激励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综合国力的文化内涵尤其在冷战结束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并没有在军事上战胜苏联，而是好莱坞电影、软件、电视、麦当劳等文化产品体现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冲毁了苏联东欧的防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前苏联东欧冷战的胜利，事实上是一种文化安全战略的胜利。冷战的胜利让人们真切看到了文化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冷战结束后，阻碍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樊篱消失之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不仅带来货物、服务、资本、人员等在各国之间的频繁流动，而且带来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世界范围的激烈碰撞，文化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成为综合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在经济上面临压力，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1998年4月，150个国家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政府间文化发展政策会议”，共同协议把文化政策列为优先发展的策略。1999年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银行会议亦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力形态开始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