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战略视野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用历史眼光来审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曾经历了从自我陶醉到全盘否定、再到重新认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西文化之争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中心议题之一，也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安全建设的焦点所在。关于中西文化之争，最早的是对于“中体西用”观的争论。早在16世纪中叶，一部分先进的中国思想家，如徐光启、梅文鼎等，表现出一种开放的胸襟，用“西方的治国天下之术”来“补救儒术，救正佛法”。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股拒斥“西学东渐”的思潮。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学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传入中国。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借用中国古代“体用”的概念，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在中学与西学问题上究竟以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即所谓“中西体用”问题的争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走向问题，更是将这种争论推向了高峰，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之争。[17]这场争论对我们今天在构建本国的文化安全上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仍有重要启示。在中西文化之争中，极力推崇西方文化者主张中国彻底西化，胡适即“全盘西化派”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声称“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文化”。对于“本位文化”的观点，胡适更是持反对态度，他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全盘西化”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陈序经，对“中体西用”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提出“欧洲文化是物质文化，东方文化是精神文化”等观点，强调欧洲近代文化比中国先进得多，认为中国的一切远远比不上西洋，西洋文化就是世界文化，要想“救治中国目前的危亡，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化”。总之，全盘西化论者从西方近代文化优于传统中华文化的认识出发，或主张充分世界化，或主张彻底西化，或主张在质的方面彻底西化，实际上，无一例外都认为现代化即西化。针对“全盘西化”论，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了“本位文化”论。1935年1月10日，萨孟武、陶希圣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文化建设宣言》，打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旗号。抗战时期，钱穆企图以振兴国史达到复兴民族的目的。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只能依靠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的一种新生命力的发抒与成长，而这种力量的发抒与成长只能靠民族的自觉精神来促进。
1840年以来，内忧外患，风云变幻，偌大的中华帝国积贫积弱，中国人找到了文化的根子，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一蹶不振。后来我们讲“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但实际上弃多扬少，尤其是在价值观方面“弃”得多，因而中国文化的根基发生了某种动摇。“五四”以来的知识精英们没有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涉及怎样看待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问题，其中核心的问题是如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完全解决。文化的拨乱反正是一个长久的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强大，人们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开始寻找中国强大的文化基因。我国国内出现“国学热”和世界上出现“中国热”，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一些国外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21世纪将不再由西方发达国家塑造，中国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将会愈加肯定其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方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8]因此，我们既要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精髓，又要认真反思我们文化的缺陷，从而建设性地实现古为今用，使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厚资源和强大动力。
用战略视野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认清中国文化复兴的时间和空间。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更需要一种重视文化和谐共存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华传统价值观融入世界，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几率大大提高，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价值观让国际社会真正理解中国对外事务的和平方式也是实际的需要。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并对全人类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提供有益的价值观和思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大前提也决不可能是全面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和发展观。中国有改造和纠正欧洲中心论的重大国际责任。[19]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空间。中国地位的上升要求我们对世界发展的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敢于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与美国正面交流。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不能只关注经济上的纠纷，而应该在意识形态方面拿出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更多地要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美国优势心理的源头在于意识形态，而美国的意识形态重对立，轻合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不接受任何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关系。中国地位的重新上升的历史意义决不可能仅仅限于单个国家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能力。因此我们应该摒弃“中西古今”之争，即“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之争，“古”、“今”对立的思想倾向，而是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创建适合中国发展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