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和文化安全
文化、产业和经济本来是几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但是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是信息化和全球化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形成属于经济学范畴的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作为生产要素，为提升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品质而提供的一切可以进行商品交易的生产与服务，其概念更多指向“商品形式或商业模式的文化”。文化产业一词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本雅明在1926年撰写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首先提出的，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21年后，“法兰克福学派”另两位代表人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名词，从哲学和艺术学价值判断的双重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否定性的批判，并指出文化元素一旦与现代科技结合形成工业体系，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的力量。[25]之后，对于文化产业的概念、功能及社会地位，西方学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融合创作、生产与商业的内容，这些内容在本质上具有无形资产与文化概念的特性，并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来呈现的产业”。[26]具体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包括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印刷出版、电影、广告、建筑、歌舞剧与音乐的制造、多媒体、视听产品、文化观光和运动等。文化产业应该具有以下含义：文化产业是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同类或具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产品、服务的企业的集合；文化产业应以利润为追求目标，这也是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根本区别；从产业功能看，文化产业应该以满足市场的精神需求为主要功能，文化产业可分为内容产业和媒介产业两个相互补充、相互交叉的产业门类。
文化产业与其他物质性产业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27]第一，文化产业创新性强，具有内生的收益递增发展机制，文化产业是一种创意产业，产业的整合和发展必须拥有新思想和新观念，进而创造财富，文化产业还要凭借其创新性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第二，文化产品开发成本高，复制成本低；第三，文化产业渗透性强，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第四，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不确定性大，文化产业整体风险大；第五，文化产业外部性强，具有多元化的追求目标；第六，文化消费网络效应强，具有需求规模经济性。文化产业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如何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效用和示范效用、如何降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风险、提高文化产业投资的回报率是政府在制定文化产业政策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文化产业的多重属性反映在各国文化产业政策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之中，主要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价值取向。[28]经济性是从文化产业的经营性特征而言的。文化产业是一种市场经济形态，必须讲究投入产出、成本核算、市场规律等。文化性是文化产业的更本质的一种属性，这一属性也使文化产业区别于其他产业。所谓文化性是关于文化的生产、流通、消费和交流，是满足于人们的精神需求，满足人类社会的精神发展的需要。文化产业革命丰富了人类创造财富的手段，革命的先行者对于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控制，威胁到了他人对于同样文化权利的拥有。文化产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政治性是文化产业具有对国家政治的干涉性特征决定的。文化产业主要是内容生产、供应和服务。由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任何的内容生产都包含着对现行政治行为肯定或否定的政治态度，而这种态度会对社会造成影响，形成公众对政治主体的褒贬态度，进而影响到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稳定。文化产业特别是它的核心部分如新闻传播作为舆论工具具有强烈的干政性和参政性。社会性是指文化产业对人们的社会生存的一种影响状态。文化产业是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需求，影响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改变人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模式，进而影响人的社会行为。尤其是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的相结合，文化传播模式向数字化、大众化、娱乐化转变，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思维、行为方式。德国媒体心理学家温特豪夫·斯伯格教授通过对电视和人们的行为心理关系研究后指出：电视悄然成为一个隐蔽的教育者，开始塑造新的社会性格。[29]手机短信、网络游戏等一些新型的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人们的社会化存在的重要样式。
“文化产业”的概念为世界各国学者接受和承认，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传播和研究，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展中涌现出的新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把创意产业作为战略产业和支柱产业，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手段来积极推动和扶植其发展。文化产业在欧美国家中已经成为支柱性产业，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在2010年发表的创意经济报告（The Creative Economy Report）指出，2002～2008年间，全球创意产业外销额（包括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从2670亿美元成长到2008年的5920亿美元，年增长速度在2002～2008年为14%，其中，欧美国际在文化创意产业外销市场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具有文化输出的优势，然而，发展中国家在推动文化产业政策的带动下，与发达国家的比例在缩小，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比例由2002年的37%上升为2008年的43%。[30]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当下，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文化产业这样具体的现代文化表现形态。故与一般产业相比，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双重功能：经济和战略意义，并不仅仅是一般的满足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是对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的掌握，是对一种战略市场的争夺，是一种对新的文化存在的主导权的争夺。[31]因而，发展文化产业已经上升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文化产业是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
【注释】
[1]余英时著：《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2]［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诞生和成长中的自由》，载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3]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4]胡适：《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5]［美］马文·哈里斯著，顾建光、高云霞译：《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6]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New York：Anchor Books Doubleday & Company，1960，XIV.
[7]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8]［法］维克多·埃尔著，康新文、晓文译：《文化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9]［英］马林诺夫斯基著，黄建波等译：《科学的文化理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10]［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11]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1页。
[12]张其学：《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张国祚主编：《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327页。
[13]刘跃进主编：《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14]张骥等著：《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5页。
[15]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16]赵志：《文化安全观的提出及当下语境》，见社会问题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17]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0页。
[18]［英］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19]陈序经：《文化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20]Our Creative Diversity（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0/001055/105586e.pdf）.
[21]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39/113935eo.pdf.
[22]毛少莹：《何谓“文化发展”》，选自于平、傅才武主编：《文化创新蓝皮书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210页。
[23]季羡林：《季羡林谈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24]［美］斯塔阿里斯诺夫：《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5]［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6]UNESCO：Culture，Trade and Globalization：questions and answers，UNESCO：The Division of Creativity，Culture Industries and Copyright，2000，p.12.
[27]顾江主编：《文化产业规划案例精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页。
[28]胡惠林：《文化产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6页。
[29]《看电视，是在塑造“冷酷的心”》，《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3月10日。
[30]UNCIAD：Creative Economic Report 2010，P.127（http：//www.unctad.org/en/docs/ditctab20103_en.pdf）.
[31]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