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与文化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是一个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广泛流行的术语。从时间上而言，近代是全球化发生的起点已经取得理论界的一个基本共识。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角度出发，人们对于全球化的解释是不同的。西方最早关注和阐释全球化的学者之一安东尼·吉登斯指出：所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1]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巨大的变化，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生活中，所以他强调全球化“在建立国际上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2]以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1960年出版的《传播探索》一书中提出的地球村理论为代表，全球化被认为是地球上人类可以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而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从经济领域来分析，全球化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世界市场和资源的自由配置把国家在理论上推到了全球化障碍的一面；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在环境恶化、核威胁等共同问题下所达成的共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英国学者吉登斯为代表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从社会向世界的扩展；以罗伯逊·费舍斯通为代表把全球化看作是人类各种文化、文明发展要达到的目标，是未来文明存在的形态。^[3]

全球化表现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把其视为一个过程和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在这个过程和动力下，文化是重要的角色。全球化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利弊兼有的过程，也是一个国际化和民族化相互交错的过程。全球化过程始于经济现象，首先是一场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扩张运动。各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如文化、政治、科技全球化，乃至经济全球化本身都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资本主义在空间进行的拓展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全球化既是这一空间拓展的表现，也是并且首先是一个改变、调整以至最后消除各国之间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疆界的过程。”^[4]但全球化又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全球化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过程，具有社会整体相关性。“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冲突，不和谐及新的分层形式。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作为对立面的各种全球化力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5]全球化是一个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全球化是一个参与的过程，也是一个垄断的过程；是一个大多数国家被动接受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积极应对的过程；这些矛盾是造成全球化时代文化安全问题突显的原因所在。

全球化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更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文化结构。这种变革的力量对现存的一切秩序的合法性提出全面挑战。因此，全球化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也对社会文明进步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每个国家感受这种威胁的程度是不同的，因为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加速了国际之间的交往，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力量的消长是全球化过程和趋势的主要影响因素。国际政治力量的差异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安全性的差异。沃勒斯坦在世界体系理论中区分了核心国家（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半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边缘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这样一个运动空间内，全球化作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半径是不一样的，带给不同国家的利害关系也不同，这种国家利益损益程度的大小与一个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国家安全程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全球化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和主导的，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则被动地被吸入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其不安全系数远远超过收益。

全球化发展趋势给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和挑战。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联结，首先体现于经济领域，意味着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商品、服务、资金、劳动和信息等方面的人为障碍被排除，代之以巨大而统一的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继经济领域之后，全球化对文化领域的影响被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文化是全球化产生复杂联结关系的内在方面，虽然没有经济领域表现得突出和迅速，却是重大而深远的。“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由全球化所描绘的巨大的转型式进程，除非从文化的概念性词汇去着手，否则就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6]

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刺激了文化商品的全球流动和文化形态的对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民族的生活习惯不再是相互隔绝和自行发展，而是相互了解、学习和互动，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出现文化认同的恐慌，国家文化主权受到严重挑战和威胁。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源于社会存在，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知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与配置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带来各国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也不可避免的发生文化冲突与融合。文化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所以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涉及到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问题。

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全球化，它对文化的直接影响是市场利益导向和市场法则在文化领域的普遍运用。文化市场成为整个经济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成为一种商品，文化产品的创造和生产可以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以市场需求来定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市场来完成。商品生产和全球范围的流动使附加于商品之上的文化成为世界性的，大多体现于消费文化层面。如“麦当劳”文化是随着麦当劳在世界各地的连锁店而传播的，并成为美国文化的鲜明符号意义。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被形象地概括为“三片”，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薯片”，代表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西方国家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人员的流动使各民族文化随着文化主体的流动而互动。在经济全球化态势下，科技人才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变得更频繁和广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员流动是相互的。有一些发达国家专门派人员从事文化传播工作，如美国开展的“和平队”项目等对外文化援助项目，把本国教师、传教士、医生派遣到海外从事文化志愿工作。这些流动的人员本身就是各民族文化的载体，他们在所驻国生活和交往过程中，两种文化会产生相互影响。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员国际流动成为影响全球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形态，一种语境。如何在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在文化产业中把由技术变革带来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以快制慢，已经不是商业原则，而且也是文化原则，文化产业原则。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应对由技术变革驱动的全球化所提供的巨大机遇。文化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从产业形态的层面，都将最集中的反映出一个国家对这一机遇的把握、反应和控制能力及其所要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倘若不能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即与现代高新技术发展同步的层面上推进文化及其产业的发展，要想在真正意义上发展自己的现代文化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