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是一项战略议程

战略议题本身就包含着文化内容。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在其著作《大战略》中明确指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18]战略是一个国家运用自身的各种手段和资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保护并拓展本国国家利益的一种艺术和科学。国家战略是一定时期国家战略利益的反映，是对面临危机和挑战的反应，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资源，也关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战略目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战略形态总是以具体的方式来反映国家的战略需求和欲求，军事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和政治战略等在不同的时期在国家战略形态中居于不同的角色和地位。

战略是根据国际形势和格局的变化做出的一种选择。冷战后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全球化背景下，掩盖在意识形态对立下的文化在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结束了两大对立的社会阵营，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不再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划线，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战略环境的主题。国家权力的内涵在扩展，制度权力、信息权力和基于共识的文化对外吸引力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准，而军事施压、经济制裁等传统影响力的合法性受到制约。文化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开始居于重要角色，“文明冲突论”、软实力等学术概念的提出，相关国家的软实力推进战略体现了冷战后文化居于重要角色的趋势。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需要重视新的权力资源和文化影响力，因此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文化安全的内容和形式在后冷战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安全的内容更加多元，文化安全所涉及的领域大大拓宽，从技术文化安全到制度文化安全，从社会文化安全到民族文化安全，从传统的文化安全到网络信息化文化安全。文化安全的主体由传统的社会文化主体和民族国家主体，向更多元更复杂的层次扩展。人们思考文化安全问题的方式也不再简单的以阵营归属作为判断标准，而是更多认识到本国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之间的互补性。

后冷战时期，文化安全的作用形式发生了转变。文化安全主要是对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安全的描述，却往往是对异质文化相互冲突关系的描述。文化的冲突主要来自两种文化的接触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相互接触，相互渗入甚至是主动的文化移入过程中产生的排斥和对立；另一种是战争的方式，也就是体现在征服者对被征服者文化的敌对和文化的改造上。冷战是一种没有热战状态的对抗，军事领域的对峙并没有妨碍文化领域的热战，文化安全上表现出敌对态势。冷战后，文化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文化交流之间产生的文化冲突进而引起的文化安全问题，“温和”的文化包装掩盖下的文化入侵，因其巨大的破坏力和隐蔽性仍成为文化安全的鲜明特征，同时文化安全的国内因素也逐渐浮出水面。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都包含国家内部文化发展战略和国际文化战略，国内和国际的文化战略相互联系和影响。缺乏国际性的国家文化战略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国内的文化发展和建设，就无法面对国际文化的压力和挑战。国家文化战略总是一个主权国家关于国际文化形势的基本判断，这一判断影响着该国的国内文化战略，也影响其他国家的文化战略。

文化获得了战略意义，文化建设、文化安全的维护成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作为冷战后全球化背景下开始成为居于重要角色的国家安全形态，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直接关系到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国家利益和拓展、国内社会的稳定和国家形象的维护，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变动的世界格局中的战略位置，维护文化安全从而现实地成为国家的一项战略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