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霸权的目标和输出路径
文化霸权理论自葛兰西提出后，被西方文化精英作为一种事实状态的描述，而不包含贬义或褒义的感情色彩。所谓西方文化霸权，就是西方国家把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霸权产生的直接背景是西方的科技优势，及其对信息革命技术的垄断。[26]这种文化霸权主义在当代世界中影响相当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英语的支配权，英语是文化传播和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
美国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基本假定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中心地位，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普世性及美国为推广这一价值的使命感和意志以及技术的推动，使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至少在形式上趋于同一性。正如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开篇中所说：“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文化霸权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青年。[27]美国的文化商品之所以能够遍布全球，与政府在国际上对文化产业的保驾护航不无关系，美国文化产业既是商业的摇钱树，又是政治的传声筒。“民主、人权、自由、法制”观念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内涵。文化霸权体现于国家文化产品的输出，美国的影视产品和书籍以及电脑软件取代了其农作物和工业品。尤其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文化市场的开放，美国的文化产品具有不可阻挡的传播之势。这些掩盖在技术文化背后，以普世性为基本传播平台的文化产品，有形和无形地影响世界文化生态，形成一种强大的塑造文化权威的力量，与美国主张的单极世界相互促进。建立在文化霸权基础上的美国政治思维是美国单边主义外交路线的文化根源。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已经占据了全球文化的制高点，它本身就是全球文化游戏规则的操纵者。美国即使无须任何一种文化政策，任凭文化产业随着市场规则来独自运转，也会在全球市场中独占鳌头。实质上，这是一种更深层、更有效的文化霸权战略。美国由于在文化产业上具有经济主导性，因而，他们反倒无需文化上的特权，而只需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设置文化保护之类的障碍即可。美国根本不会顾及那些边缘化国家中早已十分突出的文化问题，他们感受不到那种民族文化受倾轧的危机。他们深知，自身不设文化监管部门也是一种表率，假若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如法炮制，那美国将无疑是更大的受益者。这种驱除了文化限制的自由市场诉求，会为美国文化产业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就是要求文化服从于市场。这种“没有政策的政策”、“没有策略的策略”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美国这种表面上看去十分开放的文化策略其实隐匿了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据英国编辑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经过数年研究写出的《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揭露，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幕后操纵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在35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出版20多种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和高规格的国际会议，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中央情报局从事“看不见的宣传”，就像“中央宣传部”，培养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通过他们树立美国的“正义”、“文明”形象，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中央情报局有用不完的经费，通过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访问等方式，加紧对各领域的思想渗透。[28]
世界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的，但却给美国文化的扩张提供了过去时代无法比拟的外部环境。美国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最终形成后冷战时代“美国治下的和平与秩序”。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曾指出：“对美国来说，信息时代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必须是在世界的信息传播中取得胜利，像英国一度在海上居于支配地位那样支配电波……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注，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29]
美国外交决策者将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念简化成一套意识形态教条，主要是政治民主化、人权保障、市场经济制度等内容，并把其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借助经济科技优势，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斗争中，美国向来重视文化的力量。这种文化战略，在促使苏联和东欧剧变中得到成功的运用。苏联的解体，固然有其内部的原因，但美国等西方国家运用传媒的渗透，对苏联官僚集团和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更多地采取“经济援助”、“民主援助”等手段向海外输出“民主”，传播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思想。在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中，立足于个人主义的人权的尊严和民主思想占统治地位，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以提高个人人权和建设民主社会为目标之一。美国的经济援助有的是以政治为目的，支持别国的国内斗争，建立美国式民主的国家；即使是在经济领域的援助，也要以人权纪录为前提。南联盟的“倒米”浪潮是西方国家直接策动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府对外资助机构”通过商业合同交给塞尔维亚反对派大量经费。在南联盟总统选举时，美国资助反对派的重达80吨的250万张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每一个投票站的监督员都领到西方提供的“好处费”。米洛舍维奇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攻势下无可奈何地宣布辞职。在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中，街头政治是美国最娴熟和惯用的手法。美国除了在双方僵持的关键时刻，积极给予反对派以道义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向这些国家的反对派提供政治现金。以支持民主选举程序为名，反对派得以取代执政党上台执政，最终“革命”取得成功，推行“美国式民主”。
美国积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借此推行美国的民主理想。美国把人权标准作为援助的筹码，1961年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法》修正案把受援国家的“人权”状况作为提供援助的重要依据和条件。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502B项修正案，要求国务院每年“就每个被提议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在尊重国际承认的人权方面的情况”向国会提交一份详细而完整的报告；对侵犯人权的国家美国将中止军援，除非出现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情况。
美国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产业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联系在一起。虽然美国政府对内鼓吹文化思想自由，但是对国外却十分重视其官方的宣传活动，其目的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大力宣传美国的价值观，通过文化渗透来提升美国的影响力，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
70年来，“美国之音”一直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对外宣传机构，它的经费完全由美国联邦政府提供，2010年的财政预算为2亿多美元。现在的“美国之音”与世界范围内的电台和电视台签署有1200个以上的合作协议，每天向美国境外进行44种语言的电台、电视和因特网广播，每周播出的新闻等节目长达1500个小时，全球听众估计达1.23亿人。它在一段时间内广播语言的多少以及每种语言广播时间的长短，是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工作的重心和世界形势来决定。比如在2001年，它广播的语言达53种，有12套电视节目。1996年，成立自由亚洲电台，用汉语、缅甸语、柬埔寨语、老挝语、越南语、朝鲜语等多种语言向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进行广播，其中对中国的广播是主要部分，且主要是来自中国的负面新闻。
美国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从事隐性文化宣传活动。1961年肯尼迪总统创建的美国的“和平队”在文化推广上卓有成效。美国成立这个组织的初衷是利用美国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整体优势，同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并通过“和平队”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纳入美国所期待的轨道。2011年是“和平队”50周年，已有20多万和平队志愿者奔赴各地，在非洲、亚洲、加勒比、中南美、欧洲、太平洋和中东地区的超过139个国家服务。在中国被称为“美中友好志愿者”，总部设在四川成都，志愿者奔赴四川、贵州和甘肃省的偏远地区，提供教育、医疗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服务。“和平队”推进了美国外交政策提出的目标，而所花费用只是美国军费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零头。“和平队”不像美国国务院那样，公开为美国对外政策进行辩护；也不会像国际开发署那样，利用手中的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它也不会像“美国之音”等传媒那样，公开宣传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念；更不会像美国军队那样，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随时出手。“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支“隐性”力量，这种“隐性”的力量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不同，它不是通过秘密活动如暗杀、金钱收买、策反甚至策动军事政变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通过公开的，从表面看来是“利他性”的活动中，加强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作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软实力”，“和平队”对美国外交的贡献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和平队作为美国外交的“软实力”，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平队”志愿者作为美国文化的载体，把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渗透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并帮助这些国家抵御共产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另一方面，“和平队”工作有助于帮助美国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背景，从而使得美国的外交决策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富有成效。不用枪炮，不用高压政治，甚至没有赢利动机，和平队加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传播了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30]
美国霸权文化输出的常用手段是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美国政府的公共组织和私人机构的基金会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每年在对外文化艺术行动、与文化有关的学术研究、人员交往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目前美国政府方面比较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有富布赖特项目、美国教育项目、教育伙伴项目、英语图书项目、美国研究项目、哈姆弗雷项目等，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是长期从事资助文化项目的主要私人基金会，注重教育和文化慈善，全面介入美国的文化外交。美国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的优势，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优势，向外输出教师，大量招收留学生，形成教育的国际产业。发达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处于优势地位，教育的国际化可以给发达国家带来文化和人才的双重收益，增强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和影响能力。
美国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入侵。美国积极支持文化贸易自由化，进行电影、书籍、期刊、报纸、音乐唱片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品的输出。由于传播市场的严重失衡，致使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产品大量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宣扬了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全球电影市场基本由美国电影控制，风靡全球的电影大片基本都是来自美国的好莱坞。视听节目的全球性市场也基本由美国的CNN、MTY等全球性频道主宰，其他国家和非美国公司只能在更低层次的区域性、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市场中有所份额。文化产品的输出已经成为美国文化霸权主义对别国进行灌输思想和移植观念的主要渠道，人们在消费来自美国的文化产品时，会受到蕴藏在其中的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美国电影在法国电影市场所占的比例超过了58.7%，巴黎6个频道每年播放1300部影视作品，其中1000部来自美国。法国因此评论说，美国电影就像恐龙一样正把利爪伸向“世界公园”，长此以往，我们的文化将面临灭绝的危险。[31]
在信息时代，美国积极利用互联网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互联网使信息突破了地域限制进行传播和互动，使得国家对民众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已难以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引导。互联网为文化帝国主义推行世界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手段，是美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的平台和工具。利用信息时代的工具来宣传美国的理想是促进美国利益的最强有力手段。美国是互联网的原创国，在网络技术和应用开发方面拥有辐射全球的影响力。1993年克林顿政府就制定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致力于互联网的建设、开发和国际推广，不仅在互联网技术遥遥领先，而且具有极端强势的国际话语权。美国是因特网的中心，目前，美国不仅控制了绝大多数网络核心技术，控制了软件和硬件的生产和开发，而且占据了全球八成以上的网上信息资源，这些信息带着美国文化印记，以很强的渗透性“吞噬”着当地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霸权地位，使得美国文化一直扮演输出者的角色，对别国的政治文化安全造成了极大的侵蚀。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所言：“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未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稳定的文化归属感，也逐渐被吞噬了”。[32]
2010年历时3个月的“谷歌事件”本来是单纯的商业事端，引起了网民和媒体的关注，美国政府高层对此事件的利用，使该事件演变成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事件，也预示着美国的战略转变。过去，美国往往通过武力来确保其全球霸权地位，但如今美国实力已经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而大为削弱，于是美国把战略重心从军事领域转移到了互联网领域。[33]
美国的文化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美国在国外政治、经济等利益的实现，但美国实际实行一种单向的文化输出活动，与整个国际文化交流大趋势相悖。美国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优秀方面已逐渐被国门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成为本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桥梁”。[34]然而，美国试图使多元文化的世界归到一种文化的主导之下，这种想法和行为难以实现，人为地引发出了文化上的冲突，给国家间发展正常关系留下深深的阴影，也不利于美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因为一种文化要适应大势，获得发展，不仅要学会与他国文化共存，更重要的是要不断从不同文化中汲取所需要的“养分”，文化交流本身的积极意义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