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安全的内忧外患

文化安全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逐渐得到认识和重视的，人们在思考文化安全或威胁的时候，主要指的是来自外部的威胁，也就是指文化安全的外部因素。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在逻辑上和理论上文化安全如同国家安全一样应包含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文化安全的内部威胁在某些领域要大于文化安全的外部威胁。然而，我们在研究和思考文化安全时，更重视文化安全的外部因素，而对于内部威胁常常忽视。不可否认，影响、威胁甚至危害当前我国文化安全的因素，有很多来自外部，例如美国的渗透和“和平演变”，但是对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造成更多更广更严重威胁和危害的因素则来自国内，这其中包括日益严重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迷失，以及十分复杂的“台独”和“藏独”等分裂势力因文化渗透而导致的动荡，也包括存在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贪污腐败、贫富悬殊、下岗失业等社会问题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文化安全可以分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两方面。例如意识形态安全，就既包括来自他国的威胁和危害，也包括国家内部的威胁和危害。无论对于整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来说，还是对于文化安全的某个构成要素来说都包含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有些方面内部安全甚至要重于外部安全。影响和危害文化安全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保障文化安全也应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入手。因此，我们需要全方位认识和研究文化安全问题，确立统合内外两方面的系统安全观，需要制定包括内外两方面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

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来自内、外两方面因素。就外部而言，主要是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文化安全的因素，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使文化的民族性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高科技载体带来网络文化安全问题。中国面临的首要外部威胁和挑战是“和平演变”。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阵营用非军事手段，借助文化渗透等“软力量”来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模式，同时施以经济利诱等手段，其实质是通过夺取文化领导权来达到瓦解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体系和政治理念，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其中，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

外部因素中，“文化帝国主义”无疑是必须高度警惕的高危目标。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是以强权形式输出、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实现文化“入侵”和“占领”。在理论上，极力兜售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失时机地否定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行为上，除了利用政府文告进行意识形态攻击外，还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以及网络新媒体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或显或隐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和价值观念。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谋求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军事的霸权，同时包括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霸权。它将文化战略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把文化霸权视为主导世界的一个重要资本。可以说，文化战略为其政治战略服务，政治战略通过文化战略来实现，这两者已经不分彼此了。内生于己的一些“内忧”同样也在影响我们的文化安全。屡见不鲜的对外国文化产品的简单模仿就是典型的例证。在有关部门的倡导下，2005年国产网络游戏产品数量大幅度增长，但是在产品质量和水平上，大多不尽如人意：这些游戏在故事背景、人物着装、画面风格、游戏方式上无一不在模仿，真正“中国味”十足的精品佳作少之又少。而其他文化产品如动漫、流行音乐等也概莫能外。整体印象是重资本和技术，轻创意和研发，缺乏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不仅如此，一些互联网文化企业的跨境上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境外融资在迅速壮大企业实力与影响力的同时，也使其不得不在企业发展战略上考虑境外投资者的权益。而一旦企业发展主导权为人控制，难免产生不可预期的风险，当然包括文化安全的风险。必须提及的还有文化的低俗化倾向。

从内忧而言，经济发展引发了国内道德和社会危机。中国近代史中遭受的民族屈辱使中国人不得不以国家富强为最高目标，这一目标是中国的使命。然而，以富强为目的却使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容易走上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一旦功利、物质观念侵蚀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教化功能大大减弱，中国人就会过分讲究实际、过分重功利。功利意识和重物质的观念是西方近代思想的特色之一，然而，西方在近代之后，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一直分开，西方人在世俗生活中重功利和物质，但他们仍在宗教领域内却具有超越的精神。而中国缺乏宗教，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发挥着道德的功能。中国文化安全的外部挑战是和平演变和文化殖民主义，内部挑战是自由主义西化论，新保守主义和腐朽没落主义是内部因素。因此，全力应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内忧外患，规划和构筑21世纪文化发展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成为时代赋予的任务。^[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