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都是一种关于意识形态权力的理论，在意义上是一对相似的概念，只是站在不同的学科角度揭示其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霸权概念来源于希腊，指的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政权的统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常被用于文化政治的讨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领导、支配、权力的关系，尤其是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文化霸权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葛兰西著作中一个重要的概念，[18]用以解释社会或国家内部的一种统治形式，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因此，文化霸权理论也被称为“文化领导权理论”。
葛兰西认为，国家上层建筑可以分为两大领域：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是相互渗透的，一方面统治阶级要劝说市民社会成员同意他的各项政策，需要在市民社会中进行舆论宣传；另一方面市民社会本身就是被统治阶级合法意识形态笼罩着，如果要传播一种反统治地位的思想，就必须揭露与突破统治阶级的思想框架。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要统治市民社会，就必须借助文化人和文化机构，使自己的伦理、政治、文化价值观成为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使广大群众自由地同意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生活方式。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在文化领导权中起着重要作用。意识形态不是一个脱离日常生活的抽象的思想领域，作为一种媒介物，它通过不同的社会形式可以体现为一种道德和哲学及文化上的领导权。这就是一种文化霸权。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用建立文化霸权的方式来维护统治，他们把知识和道德的领导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里，建立在全部的教育、宗教、政党、报纸、媒介、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通过这个巨大的文化制度网络和文化产业系统对人们进行控制和操纵。葛兰西提出的策略是说服被统治者要接受统治者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
文化霸权，亦称文化强权，一般指霸权国家利用其强势地位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迫使别国接受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现象。文化霸权被应用于国际关系，主要是指思想的流动对别国产生的影响，如包括商业、语言、宗教、艺术等在内的文化习俗从世界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传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及这些思想对接受地区的文化习俗的影响。在国内社会，真正力量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或其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而是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世界观的接受。统治阶级需要借助文化人和文化媒介影响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维护政治合法性和认同。在国际社会中，霸权国家维护其合法性的方式亦是如此，这也正是软实力和美国“巧实力”战略的目的所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因为如果不考虑霸权、抵制性的认同、支配性的和从属性的话语这些现象，就不可能理解全球体系中的文化过程。[1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无视其他国家的主权界限，侵蚀和损害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因为拥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综合国力，特别是拥有先进的因特网、卫星电视等传播技术和手段，竭力拓展世界思想文化市场，控制思想文化资源，把建立文化霸权作为谋求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断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对二次大战后的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他们认为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借助于高技术手段进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尤其是通过大众媒介广为传播的西方文化，其实是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集中议题就是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扩大和加强了一种新形态的跨国支配。英国国际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汤林森教授1991年著有《文化帝国主义》，提出“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和作为现代性的批判四种形式，否认了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支配”、“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20]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深入地对帝国主义与文化的关系作了学理上的分析与批判。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通过对简·奥斯汀、加缪和康德拉等英法作家文学作品的解读，揭示了西方文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即一方面欧洲人是如何通过这些文学叙事来建立起作为“他者”的殖民地文化经验；另一方面，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又是如何借助来自欧洲的有关解放和启蒙的阐述来反抗帝国主义。后者与其说是民族自决，不如说是一种帝国主义话语的变相强化。尽管“二战”后帝国主义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已经日薄西山，尽管直接的殖民主义在今天已经基本完结，但是“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里继续存在。[21]全球化无疑强化了这一现象。在萨义德看来，帝国主义的西方/非西方这一典型的二元对立仍是当今西方世界用来构建其话语的主导修饰语，只不过控制这一修辞的帝国已经从英法转移到美国。1999年，法国的外交部长贝尔·韦德里纳说：“美国今天的霸权地位已经延伸到了经济、货币、军事、生活方式、语言和铺天盖地地涌向全球的大众文化产品等领域。这些文化产品左右着人们的思想，甚至使美国的敌人也为之着迷”。[22]美国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毫不掩饰地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大国强权政治支配下的文化的本质特性。[23]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而且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为手段而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通过各种条约和一揽子的援助计划将代表美国文化的电影等输入其他国家，尽管其他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抵制方式，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抵挡美国文化在全球的横行。美国“通过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销售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发生作用”。[24]
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表现为采取强权政治的手段，强行推行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对于国家文化安全产生更直接和现实的影响和威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追求的不仅仅是开放的全球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主导的世界。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信、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四分之三，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因特网用的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点击内容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内容。美国已经成为寻求高等教育的圣地，有近50万的留学生涌向美国。民主的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