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缺陷。20世纪40年代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应毛泽东邀请到延安访问，黄炎培真诚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周期率问题”。^[20]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中国科技史研究做出贡献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他说：“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中国科技在近代的落后体现了在不同领域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并非固守和僵化，对于其中落后保守的东西需要自省、自觉地批判和抛弃，同时也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因素进行梳理和继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新的根基。坚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文化安全的根本所在。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文化，诸如讲究人的修养，刻苦、耐劳、坚韧等民族精神，传统的善和美等都曾经征服了世界，在今天仍足以使我们引以为豪。中国人文精神中的“义利”之辩，社会伦理中的“人和”精神，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政治智慧中的“为民”观念，经济道德中的“均产”精神……所有这些观念，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西方重商重利、个人主义。中国战略文化蕴涵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性格、价值观念和心理情感。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核是博大精深的“和合”与“中庸”思想，前者强调“和而不同”与多元共存，崇尚“和为贵”，反对战争和征伐，后者主张不偏不倚，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种“中和”内涵决定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质和外交哲学的本质必然是“和平主义”、“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统一。

中华文化发展是在不断交流中实现的，始终善于弘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外国和外族的先进文化。中国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是在文化输出上，基本采取温和的态度与和平友好模式。无论是中华文化国力强盛的汉唐时代还是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明清时期，作为中华文化输出形式的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与郑和下西洋，都是以通商、结好为目的。中华文明的和平输出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近现代历史的来临。在文化输入上，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一直是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并使之本土化。例如来自异域的佛教文化，最终经本土化而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盛唐时期的长安，不仅是罗马的医术、拜占庭的建筑、阿拉伯的面食、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都大受唐朝人喜欢。外国来的商人、留学生、外交官、宗教人员随处可见，几乎不存在任何歧视。中国的大国心态是由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决定的。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是以文化大国的包容自信和多元开放的心态参与到双边文化交流上来的。这种心态源于深刻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可以吸纳一切美好事物，不管他们来自何处，这是一种精神吸引力，这正是崛起的中国在文化上需要的心态和思维，并应是一种全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