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与中国的挑战
在全球化浪潮下，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传媒都成为强势文化扩展的手段。这种“超国家领域”的控制权，其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制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并不完全由全球化本身引起的，更多的是由全球化的主导者和全球化进程中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引起的，即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性所引起的。经济上的霸权主义往往滋生出强权政治和强势文化。强势文化所主导的规则，反映他们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主导性意见，处于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不能参与和主导游戏规则的制定，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中无法获得平等的地位，这种不平等的结果必然导致弱势文化国家的文化主权受到损害，文化面临威胁，文化安全问题突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上的差距依然很大，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其经济优势，强制推行其文化和价值观。全球权力结构中仍存在霸权国，美国在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和文化诸方面仍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在全球几乎任何一个地方促进其利益的手段和能力。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被动适应的位置，文化战略很大程度上属于“防御”型的，以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和抵制外来文化的糟粕为主，服务于经济增长。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他们的文化战略总是处于一种“进攻”状态，凭借其文化来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实现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全球化引起了人们对文化的担忧，其中原因之一是各国文化的一体化或趋同化，这被认为是一种有失身份或“认同”的巨大威胁。然而，我们也不应夸大全球化对文化的威胁。在看待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时，要区分趋同化和同化两个概念。意大利学者恩贝托·埃柯提出：两种不同文化相遇，由于相互之间的差异，会产生文化之间的冲撞，有征服、掠夺和交流这三种可能性。“文化征服”是指A文化视B文化为“野蛮人”或低等的人类，所以就可能以“教化”或“毁灭”两种方式去改造和征服它，这正是欧洲文化对待美洲、非洲文化的方式。“文化掠夺”是指A文化成员认为B文化成员是某种未知智慧的传人。A文化有可能在政治、军事上征服B文化，但他们又十分尊重这一异文化，力图理解它，并将其基本要素纳入自身肌体中。如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得益于将古埃及纳入其希腊王国文化圈中，希腊人十分赞赏埃及人的智慧，并竭力“窃取”埃及人在数学、炼金术、宗教方面的诸多秘密。“文化交流”则是一种相互影响和尊重的双向流程，马可波罗时代开始的中国和欧洲的最初接触就属于文化交流。中国人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接受了欧洲科学的很多方面，同时，传教士们又将中国文明的成果带回欧洲。[13]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融是双向的，本民族文化在汲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受到削弱，而会更加生机勃勃。
经济全球化应是加强交流和对话，实现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尊重。然而，文化的传播是由资本和技术来支持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与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决定了它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连同它的经济、科技优势在全球文化态势中形成了霸主地位，导致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不平等的交流与互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呈现单向的、不平等的文化输出。
高估和低估美国文化霸权对其他国家文化安全的危害都是不可取的。“人类长期分离的历史、使得各国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地域性、民族化特征。因此，出于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考虑，强化地域性、民族性成为众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战略选择。所谓文化的地域化、民族化实际就是保持、强化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主权，抵制来自外来的全球一统力量。[14]文化霸权越强大，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意识就越强烈。比如东亚的中华文化圈和中东的伊斯兰文化圈，甚至是西方文化本身内部的子单元，如法国，都在文化上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措施，以在文化全球整合的过程中保护民族文化特质。这其中不仅包括对本民族文化最基本平台——语言的维护，也表现为对外来文化产品的管理和对本民族优秀文化产品的鼓励开发。文化自觉和保护本土文化的措施，与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自主独立倾向一起，相辅相成，构成了对文化及整个国际格局向单极化发展的巨大牵制。全球文化整合在这些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倾向于基于“和而不同”的基础。
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应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论，文化相对主义，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主张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每个人类社会、每个民族都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想、标准、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不应横加干涉。然而，如果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就会导致文化隔绝、封闭和停滞，所以我们也要坚持文化多元论。多元文化论与文化相对主义不同，承认各种文化的不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但并不认为这些不同在本质上是不能相通。正因为有相通之处，才有可能通过对话而相互理解和沟通，从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吸收，有可能以他种文化为镜，更好的认识自己。[15]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蕴含的以往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巨大的文化活力，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资源和机遇，在挑战和机遇面前，需要客观认识全球化对文化安全的影响，以自身为主，重在建设，积极务实，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把外来文化的压力变为发展本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动力，与强势文化交流，参与文化竞争。
由于全球化过程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主导下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产业全球化，大量的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进入，压缩了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文化产品的涌入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压力。美国政府调整了其全球文化战略的布局和政策趋向。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坚持要把文化产品列入服务贸易自由化范畴；在对华经贸合作和入世谈判中，美国不断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强行要求它的视听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抬高中国入世的门槛。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利用其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对弱势文化的渗透、控制和强行“市场准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产业全球化以及中国入世的承诺与文化市场的开放，尚不成熟的中国文化市场和刚刚起步的文化产业一下子暴露在世界文化市场和强势文化产业面前。电影、电视、音像、娱乐、软件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制品吸引了各个层次的消费者，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却成了文化的“入超”国。因而，发挥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仅是商业原则，也是文化战略的需求，国家文化安全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背景下，要在根本上达到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目的，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挑战，需要进行文化政策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推进文化事业全面发展的同时，推进和实施国家文化产业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市场竞争，用文化发展的现代化方式推动文化的现代发展。[16]
必须承认，在强势文化的进攻面前，中国不仅在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上遭遇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我们的政治哲学、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也很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绝不仅仅以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为终极目的，而是要全面输出其政治经济发展的模式和价值观，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对精英群体，进行彻底的精神征服和信仰改造。这种方式是消解我们软实力和阻断我国优秀文化力量，也对中国的文化安全构成了直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