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渗透对中国文化安全的挑战
美国文化政策的核心是向世界推行美国式的价值观念，以文化外交为途径不断进行文化渗透，在其他国家的上层精英中扶持“亲美派”，影响普通民众接受美国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等方面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因此，中美关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是事关两国关系发展和战略互信的关键问题。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以不干涉“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美国国会在“1995年中国政策法”中将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奉政府之命，强硬地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影音制品。
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美文化交往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文化涉及到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形成的思维模式”。消解民族文化，必将化解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造成中国深层次的“文化弱势”，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意识形态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与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存在严重的对立和冲突。因此，美国通过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文化霸权主义，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安全造成很大的压力和挑战。美国的各种文化交流项目中，中国是接受捐助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出现了西方理论主导化的危险倾向，处于中坚地位的“新生代知识分子”西方生活上的渗透和理论上的话语霸权，将使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或者是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或者是遭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自己的主导地位，那么社会中具有不同基本价值需要、运用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各种利益集团就必然沿着不同价值观念的边界进一步发生深刻的、乃至不可弥合的分裂，并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
文化产业及其产品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文化市场是文化传播与流通的重要形态。文化霸权主义要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首先进入一国的主流文化市场。好莱坞电影一直是美国对外输出文化的排头兵，各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市场都受到冲击。中国在与美国进行入世谈判的时候，对好莱坞电影的引进曾有非常明确的限制。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电影成为两国拿到WTO谈判桌上的最早的项目之一。
对电影产业的开放，我国的承诺有二：一是在与《中国电影管理条例》一致的前提下，每年引进20部外国影片作为分账片放映；二是加入WTO后，允许外资参与改造、改建中国影院，但外资的比例不得超过49%。即便如此，好莱坞电影依然对中国本土电影产业构成了沉重的压力。近两年“中国元素”在好莱坞电影创作中已经成为一种风潮。《功夫熊猫》《艺伎回忆录》《木乃伊3》《2012》《阿凡达》等一系列影片，都或多或少运用了“中国元素”，《最后的风之子》达到新的高点。最让国内观众难以忘记的当属《功夫熊猫》的票房热卖。片中“功夫”和“熊猫”两个主要元素便都来自于中国文化。
中国电影市场的迅速崛起，好莱坞日益重视“中国元素”是为了“钱途”，让中国观众有一种文化认同感，《2012》片中一句“解放军救了全世界”以及“诺亚方舟在拉萨建造”，还有美国总统发言：“幸亏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人，只有他们才能准时完成”。这样的语言满足了中国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好莱坞收获的则是超高票房回报。面对中国市场这块诱人的蛋糕，好莱坞电影公司发现采用“中国元素”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宝。请华人演员、到中国取景，能有中国方面的投资就更好，以合拍片的名目而不受进口配额的限制。不管一部好莱坞电影中有多少“中国元素”，它所讲的永远是美国故事，体现的也永远是美国人的价值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挑战。这一现象用法规限制或政府出面难免有文化封闭或文化保护之嫌，只有通过加强监管的方式，同时善于同好莱坞电影公司合作引导“中国因素”，使之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要成为文化的引领者，而不是追随者与迎合者，建立自己民族的话语模式，追求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中国影视文化矢志不渝的追求。
中美的文化交流对两国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有利于塑造更客观的美国“中国观”，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来自美国“和平队”的何伟在两年的英文老师工作结束后，没有离开中国，为了解中国，他开始了旅游路程。2001年，他的第一本书《江城》出版，写的是他在涪陵的经历和感想，并成为了《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助理。从此，他的中国写作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注意。他试图告诉美国一个真实的中国——既有传统中的阴鸷与伟岸，又有转型期的光明与羁绊。他为《纽约客》《国家地理》《大西洋月刊》这样的美国顶尖杂志撰稿。有人评价说，“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百人会”是美国一个华人精英组织，会员们在美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知名度。2007年，“百人会”委托佐格比国际民调公司进行《希望和恐惧——中美双方态度》民意调查。报告涵盖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以及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态度。涉及的问题包括经济、贸易、产品安全、台湾问题、气候变暖以及对中国发展的看法、2008奥运会等方面。资深国会工作人员的满意度，从2005年的19%上升到了2007年的35%。另外，美国的意见领袖、商业领袖和国会工作人员对中国的认识也从以往的单一政府取向（例如一党制、共产主义等）逐渐演变到了注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例如经济实力、大国的责任和挑战等），与中国携手合作成为了大部分美国人的新共识。调查报告提供了3条中美关系发展的建议：开放两国间的旅游（被调查的人群中，曾有机会到对方国家探访和旅游的人往往对对方国家有更好印象）；增进国会工作人员对中国的了解；改善两国媒体对对方国家的不公正报道。这些建议不仅是中美关系的发展之道，也是中美文化交流中，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路径。
【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2]［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6页。
[3]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12页。
[4]［法］乌·贝克、哈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5]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6]［英］约翰·汤姆森著，郭英剑译：《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7]［英］戴维·赫尔德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8]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9]［美］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7页。
[10]鲍宗豪：《文化全球化的价值意蕴——兼论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与整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36页。
[11]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0页。
[12]刘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论“文化全球化”的观点和价值趋向》，《哲学研究》2007年第5期，第3—8页。
[13]［意］恩贝托·埃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存：跨文化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张骥、刘中民：《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15]乐黛云：《文化对话与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刘海平编：《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0页。
[16]胡惠林：《文化产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7]尹韵公：从“互联网站”到“网络文化”，尹韵公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18]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19]［美］乔纳森·弗里德曼著，郭建如译：《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页。
[20]［英］汤林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书店，2003年版，第10页。
[22]转引自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23]［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7—93页。
[24]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370页。
[25]［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0页。
[26]孙晋中、晁永国：《全球化时代的西方文化霸权》，《光明日报》，2001年12月18日。
[27]James Petras，“Culture Imperialism in Late 20th Century”，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29，No.32，August 6，1994.
[28]［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著，曹大鹏译：《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29]David Rothkopf，“In Praise of Culture Imperialism？”Foreign Policy，Summer 1997，pp.39-45.
[30]刘国柱：《和平队与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的软实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38—43页。
[31]张骥等：《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32]［英］约翰·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3]姜飞、张丹等：《“谷歌事件”及深层解读》，尹韵公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
[34]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