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安全的高度对文化安全的审视

从人类安全的视角和战略高度关注文化安全的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该机构在1994年发表主题为“人类安全的新领域”的《人类发展报告》。报告认为对于当今大多数人来说，不安全感更多地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担忧，而不是出于对世界灾难性事件的恐惧，需要从核安全到人类安全思维的转变。报告认为人类安全是以人为核心的相互依赖的多维安全，列举了涉及人类安全的七个方面，即经济安全（基本收入有保障）、粮食安全（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健康安全（相对免于疾病和传染）、环境安全（能够获得清洁水源、清新空气和未退化的土地）、人身安全（免遭暴力和威胁）、共同体安全（文化特性的安全）和政治安全（基本人权和自由得到保护）。^[1]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人类安全的核心，其本质是人类的文化安全。正是基于这种思考，2004年联合国发展署发表了以“当今多样化世界中的文化自由”为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文化自由之所以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部分是因为选择自己的认同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文化自由是允许人们按他们的价值观生活，例如教育、健康和工作机会等不被排除在外；权力分享是解决危机的关键，多文化政策要认识到基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而形成的各团体的文化差异。^[2]

英国全球化学者简·阿特·斯图尔特认为，“人类安全不仅包括军事、生态和经济状态等各种物质问题；还有心理和文化内涵。确定的自我观念对安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观念指拥有感到安心的自我以及确信社会将对此存在方式予以尊重和保护……文化安全即人们对价值结构的安全和信心”。^[3]美国学者彼得·伯杰认为文化安全是人类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子领域，他用“文化地震”一词来形容文化安全，地震来袭时，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安然接受，有些人或借助于宗教，或借助于民族主义力图抗拒。但是，还有些人不是全盘拒绝，其典型的是有些国家的政府企图既参与全球经济又抵制全球文化，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这方面最重要的例子是中国，在接受与拒绝二者之间求折中。^[4]中国学者也从全球视野思考文化安全，认为文化安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文化主体（包括人类、民族、国家、个人等）生存权利和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及其文化成果的认同、尊重和保护，从而使文化主体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没有威胁、危机和危险。^[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