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往和文化安全

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一直贯穿文化发展的始终。一种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民族的文化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民族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23]文化的特性决定文化交往与文化安全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无论怎样评价文化交往对各民族、对世界的意义都是不为过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实践、活动能力及其所创造的智慧都无法等同于所有民族的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力。如果没有各个民族的文化交往，世界的发展肯定要大大迟缓，孤立发展的各个民族也必然发展迟缓。从世界历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发展迅速的民族都是与那些与其他民族之间有着便利的交往条件因而交往频繁的民族。广泛的文化交往可以直接利用其他民族的创造促进自身的发展。各民族对外交往的实践，既有对文化交往意义的认识，也有迫于外部的压力。如果不开放，不与其他民族加强文化交往，不积极利用各民族人民的创造，那么就将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落得更远。美国历史学家斯塔阿里斯诺夫指出：“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并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很好的利用相互影响的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24]实际上，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各民族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民族的发展及其发展道路的选择都不仅仅取决于该民族本身，而是同时取决于它所处的交往关系，任何欲孤立于民族交往之外的发展已经是不再可能，一个民族若想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参与到其他民族的交往之中。

文化交往是有民族交往以来就存在的客观历史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划分出文化交往的不同类型。从文化存在形式上可以分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活动交往；从内容上可以分为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学术交往、军事交往、社会交往；从交往的主体上看，可以分为个人之间的交往、团体之间的交往、民族之间的交往、国家之间的交往、区域之间的交往；从交往的手段上看，有商品贸易、民族或人员迁徙和流动、战争和征服、互派留学人员、学术讨论会、跨国活动等；从交往的方式上看，有平等和不平等的交往、有公平和不公平的交往、有和平和非和平的交往等等。这些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方式不同和主体不同的交往模式相互重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交往之网，而这个网结就是文化。任何个人、国家、民族都存在于这一多重复杂的文化之网中。文化交往包括一切民族之间的自觉和非自觉的文化往来。在文化交往中应当正确处理文化的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差异和时代性差异的存在，各民族在文化交往中从自身的国情（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等）出发，选择那些适合于自己的优秀成果，无疑是明智和正确的，盲目照搬是行不通的。但一定防止过分夸大和强调民族或国情的特殊性，夸大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倾向，就会轻视文化交往的意义，甚至拒绝文化交往。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文化传播的形式、速度和力度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普遍的联系条件、开放的国际环境，大流量多方位的商品贸易、大规模的跨国生产和经济活动、网络的传播媒介、人员全球范围的频繁活动等等都使文化交往日益广泛、频繁和深入。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科技优势、营销手段以及政治推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文化安全。从实际情况看，中国是一些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目标，我国文化的发展正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和挑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非常艰巨。比如，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动作频繁；在文化交流领域，西方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影视产品和动漫游戏）、语言文字、学术理论、节庆习俗等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社会科学和生活方式等形成冲击，文化霸权凸显。文化霸权主义无疑应当受到我们的谴责和抵制，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霸权主义是借助于经济实力的，而这种经济实力正是其文化孕育出来的。在应对强势文化挑战时应当深思强势文化何以强势，文化霸权何以可能。维护文化安全的方式是挖掘和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增强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受到文化霸权主义挑战的文化在许多情况下是文化交往过程中文化信息由高向低流动这一普遍规律所造成的。不能因为文化霸权主义就排斥某种文化甚至是拒绝文化交往，而是应该应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中振兴自身的民族文化。

在文化交往中，要区分作为民族智慧的文化和作为民族身份的文化。文化是民族的存在方式，是民族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因此文化的差异就是民族的差异；同时，文化本质上是人类各民族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生存和发展的智慧，所以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是民族智慧的差异。一个民族的价值不是它创造了文化，而是创造了独特的生存和发展的智慧，以及它的智慧对于其他民族和对于人类的贡献。当侧重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时，往往会对文化交往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特别是当一个文化在交往中处于弱势地位时；当侧重于文化的智慧时，就会对文化交往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中国文化在清朝的拒绝交往，既有自视清高，对其他民族文化不屑一顾的一面，更有惶恐“丧失自身”、“国将不国”之忧的一面。其实身份与智慧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与世界各国广泛交往，实现了30年的巨变，中国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中国依然以独特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国是和平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大国，只有通过文化发展和文化交往，增强文化竞争力和拓展文化利益的方式来维护文化利益，才能获得中国和平发展背景下的文化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