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路径依赖
文化产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我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因素之一。高校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大力发展的人才需求，已经设置文化产业的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文化产业所需人才的能力之间存在鸿沟。大学要依托人文教育，强化大学的文化功能，走产学研一体化，提升学生的操作能力，通过国际文化产业教育合作与交流培育国际型创新人才是大学应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需求的路径。
基于文化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大学在教育角色、教育理念、学科设置上进行反思和变革是教育体制改革和大学文化塑造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处理好“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学文化建设面临着教育理想和市场化改革之间的矛盾。受市场力量的趋使，社会需求的变化改变着大学的人才观。市场的需求使现在的人才培养更倾向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学习能力。大学成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者，却相对忽视了文化功能。大学具有公共目的和公共义务，但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大学的目标和使命趋于复杂，文化需求功能在削弱，形成一种复合型的使命。这一倾向反映在课程上，文化价值观和认知理性能力的培养在本科阶段被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课程所代替。大学更倾向于交易知识的培育，文化价值知识的重要性受到了忽视。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引起社会的迅速变化，却不能及时反映到教育体系中，年轻人一方面经历着已经变化的社会和价值观念，接受的是与社会变化相脱节的僵化的教育理念和价值，社会变化的速度与教育文化体系变化速度的不一致也导致大学文化功能的削弱。文化产业的人才需求与大学的文化使命在内容和目标上是一致的，高等教育的文化使命应由通识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支撑，文化产业需要具有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专业人才。人文教育旨在培养人的辩证思维、读写能力、解决问题的技能、对文化的欣赏、全球视野和忍耐等个性品质。鉴于此，文化产业人才的培育需要大学变革，在观念上应重视人文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应设立文学、历史等校级公共课，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升教师的文化修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者钱穆曾说过：“仅以使用主义谈教育，必使学者专务于谋出路，寻职业，自私自利，而整个教育精神，亦必趋于急功近利，舍本而逐末。”[41]
从大学文化产业的学科规划和课程设置而言，要坚持“通”和“专”结合。在“通”方面，高校应该明确自身定位，通过加大学科专业调整力度。综合类高校要重视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设立本科招生专业，打通学科壁垒，打破院系障碍，打好学生的人文底蕴，重视创新型人文教育，培养有原创意识和文化精品意识的内容创意人才，扭转应试教育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扼杀。专业类高校在办好已经存在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同时，与综合类院校和美术等艺术类院校实现跨校合作，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和艺术修养。在“专”方面，在专业类学校或三本学校开设市场急需的专业，如多媒体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文物鉴定与修复、动漫设计与制作、电脑艺术设计、文化商务与文化市场管理等专业。韩国在2000～2005年间，共投入2000多亿韩元，在高等院校开办电影、卡通、游戏、广播、影像等相关专业80多种；兴建汉城游戏学院、全州文化产业大学等专门化学校；国家还提供专门补贴，选派人员出国研修，培养具有世界水准的文化产业专门人才。大学也应设置与文化产业核心层紧密相联的新兴专业，科学定位培养目标，合理设置专业方向，精心构建课程体系，进而创新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
文化产业人才重应用，高等学校应与文化企业优势互补，走产学研合作之路。对于高等学校来说，融入文化产业园，与新型文化企业对接，走产学研合作之路，这是高等教育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大学功能在现代社会日益拓展的必然结果。高等学校通过与文化企业合作，捕捉行业发展信息，使学科发展保持前瞻性，学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开设实习课程，推荐学生进入产业实习，使学生具有相关职业能力、提前与职场接轨，并为企业注入创新活力，协助有潜力的人才顺利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使得学生实践能力得以促进，另一方面也为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协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与管理问题，促进文化产业相关领域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因此，高等学校与文化企业之间基于文化产业产学研合作相融合的理念，扩大文化产业产学研合作的内涵和外延，构建开放、共赢、互补、高效的新型合作模式，培养文化产业高素质人才，提高文化产业总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文化产业教育合作的开展对人才的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文化只有在交汇碰撞中才更加富有活力，教育只有在交流学习中才更有更大功效。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化趋势下，推动文化产业人才全球化、国际化进程需要开展文化产业教育合作。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要把国内培养和国际交流相结合，通过学习国外文化产业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来提升文化产业人才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与组织管理能力。可与欧美、日本等国家加强人才交流与合作，选派人员出国研修，培养具有世界水准的专业人才。加大文化人才引进和开发力度，有计划地引进国外的高层次文化人才。在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上，要整合国内外专业机构与产业资源，以产学结合、开设专业课程、引入国际大师、举行座谈会等方式培育跨界整合能力的管理人才，提升其所需要的专业技能与知识，如行销、研发、财务、谈判、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评估、品牌经营等，并建立文化人才培养信息整合平台。
大学的文化产业教育体系需要外部的支持和评估，教育与文化产业之间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建立政府提供支持、高校提供服务和人才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协调合作机制可以有效推动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政府应该大力挖掘文化产业教育资源，搭建平台，鼓励校际合作联合培养，支持大中专院校与文化企业合作联手培养人才。通过社会科学课题、教育部、厅课题、文化部、厅课题等方式支持高校教师从事文化产业理论和比较研究，支持高校针对文化产业人才需求进行的学科和课程教学改革，在跨省和省内学校之间开展学科改革和教学改革的经验交流。此外，教育部、厅和社会组织应该对大学的文化建设进行外部评估，建立大学文化建设的评估体系，由此来带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中人文精神的塑造。成立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委员会，负责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协调等，设立教育机构认证委员会，对文化产业教育机构实行认证，对优秀者给予奖励和提供资金支持。建立文化产业专门人才数据库，吸收学界、机关、企业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才入库。
【注释】
[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郑必坚：《我赞成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国际圆桌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国战略观察》2005年第6期，第4页。
[3]［美］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4]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5]艺衡：《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4页。
[6]［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7]［美］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8]熊志勇：《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策略——以近代美国在华活动为例》，《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
[9]陈乐民：《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载费孝通、［法］德里达等：《中国文化与全球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13页。
[1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http：//www.gov.cn/jrzg/2010-07/29/content_166 7143.htm）。
[11]N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The Real Wealth of Nations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2010_EN_Complete_reprint.pdf）.
[12]The Royal Society，Knowledge，Networks and Nations：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March 2011.
[13]罗建波：《“软实力”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对外文化战略选择》，康绍邦、宫力主编：《中国与世界：实力、角色及国际战略》，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14]张骥等：《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0页。
[15]沈湘平：《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建设》，《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6]王宪磊：《对信息时代国家文化安全若干问题的思考》，巴忠倓主编：《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17]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
[18]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9]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页。
[20]《毛泽东与黄炎培谈兴衰周期率问题》，《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4期。
[21]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2/16/c_111529579.htm
[22]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23]万季飞：《文化“走出去”任重道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0月29日。
[24]王岳川、胡淼淼著：《文化战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
[25]刘永涛：《文化与外交：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26]［日］平野健一郎：《国际文化论》，张启雄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5页。
[27]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28]韩震：《教育交流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教育研究》2008年第11期，第51—56页。
[29]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York：Public Affairs，2004，p84.
[30]Top ten country/regional sources of visitors to ASEAN，http：//www.aseansec.org/Stat/Table30.pdf.
[3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编：《中国教育年鉴》（2005—200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32]2006/2007数据来自Open Doors 2007、2008、2009、2010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by Region-ASIA，http：//opendoors.iienetwork.org/.
[33]Bates Gills，Yang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Survival，Vol.48，No.2，Summer 2006，pp.7-36.
[34]叶朗：《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四个战略性问题》，叶朗主编：《2011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郭辉勤：《创意经济学》，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243页。
[36]胡惠林：“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9期，第9—11页。
[37]皇甫晓涛：“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构”，《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第14页。
[38]Jacks，M l，Total Education：A Plea for Synthesis，London：Paul，Trench，Trubner，1946.
[39]向勇：《学科范式的转换与身份认同的建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目标与对策》，《学术月刊》第8期，第8—12页。
[40]向勇：《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与创意领导力建设》，《光明日报》2011年8月30日。
[41]钱穆：《文化与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