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用性
学习汉字、汉文之需要。朝鲜古代使用从中国传入之汉字、汉文，科举考试以中国经传为考试内容。通俗易懂、故事生动、情节多变的中国古代小说，则为朝鲜普通百姓学习汉字、汉文的普及教材，所以，受到广泛欢迎。
唯其如此，李朝国王燕山君下令注解中国古代小说《剪灯新话》：“以文字注解开刊。”文人林芑为之注释。《剪灯新话》注释本，由李朝校书馆刊行。后又多次再版刊行。注释本的刊印，充分表明李朝王廷对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利于学习汉字、汉文之认同与重视。因此，中国古代小说《剪灯新话》成为李朝家喻户晓之书。
正如李朝文人尹春年在《剪灯新话》注释本之跋中所说：“上自儒生，下至胥吏，喜读此书，以为晓解文理之捷径。”林芑对中国古代小说《剪灯新话》之注释，被誉为“扶助名教之一助”。
由于上述四种原因，李朝一些文人、文臣乃至国王主张对中国古代小说采取接纳、收容政策，并针对李朝一些人士对中国古代小说主张排斥之理由，加入驳辩。
如针对排斥论的“非圣之书勿读，无益之文勿观”，主张接纳论者则从不同角度批评“非圣之书勿读”的观点，并以《礼记》孔子所说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为依据，从小说的娱乐功能出发，肯定其存在的必要性。李朝文人李承召指出：“于岑寂伊忧之际，得此（小说）而观之，则如与古人谈笑戏谑于一榻之上，无聊不平之气，将涣然冰释而足以疏荡胸怀矣，斯岂非一张一弛之道乎？”
针对奇大升认为小说“杂驳无益，甚害义理”的观点，主张接纳论者则指出，小说只是一种文学体裁，其思想内容绝非天然地与经传相悖，而是“亦能褒善贬恶，动存鉴戒”。并进一步指出，有些小说甚至是宣传圣贤之道的最好读物，及其至也，使人喜，使人愕，有可以范世，有可以警世，其所以扶树民彝、有功于名教者不一。人们可以由小说得到启发，从而，“内无色荒，夫妇之伦正矣”“家无乱正，而上下之分定矣”，以及“辅主之忠得矣”，“安危逐渐分著矣”，即小说与圣贤经传同样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效，以之修身，则身不得不修；以之齐家，则家不得不齐。推而达之天下，安往而不致其功哉。古者圣贤垂世之教之言，亦不过如斯而已。此外，李朝主张接纳、收容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人，还从教化与传播的角度论证小说存在的必要性。
李朝文人高并在《五伦全备记》序中指出：“（经书）其辞雅奥而理深邃，非自幼习儒书以为土者，不能尽通也，而况市井里之人哉，又况于妇人女子哉。……（《五伦全备记》）所述者，无非《五经》、十九史、诸子百家中嘉言善行之可以为世劝教者。言虽俚近而至理存乎其中，其比之县市示教属民读法者，读尤为详备，况又体之以人身，见之于行事，言而易知，行而易见，凡天下之大彝伦大道理，忠君孝亲之理，处常应变之事，一举而尽在是焉。其间虽能无诙谐之谈，然皆不失真正，盖假此以诱人之观听，不然则不终卷而思睡矣。”
主张接纳、收容论者还指出，中国小说已在李朝社会广泛传播，甚至深闺中的妇女也热衷阅读中国小说：“近世闺阁之竟以为事者，惟稗说是从，日加月增，千百其种。侩家以是净写，凡有借鉴，辄受其值以为利。妇女无见识，或卖钗钏或求债铜，争相贳来，以消永日。”而且进一步指出，既然广大百姓对小说“争相传习，家藏而人诵”，那么，“若因其所明，就其所好，则其开导劝诱之方见不易耶？”须知这样“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深有所补助”。
正是基于上述对中国古代小说之接纳、收容观点，李朝一些国王有的下令从中国输入小说，有的针对某些大臣的排斥观点加以驳斥，还有的不仅自己阅读，而且作为礼物送人。
李朝国王世宗针对一些认为中国小说中有淫邪、神怪不经之观点指出，宋代朱熹《通鉴纲目》中也载有唐明皇闻空中神语一类诞妄之事予以反驳。
李朝成宗朝弘文馆副提学金堪等劝谏国王成宗不要阅读《酉阳杂俎》等书：“臣等窃惟，帝王之学当潜心经史，以讲究修齐治平之安，治乱得失之迹耳。外此皆无益于治道，而有妨于圣学。”
对此，国王成宗驳斥道：“如尔等之言，以《酉阳杂俎》等书为荒诞不经，则国风在传所载书尽皆纯正欤……若曰人君不宜观此等书，则当只读经书乎？”
李朝国王燕山君于1506年令谢恩使在明朝购买《剪灯新话》等小说：“《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令谢恩使贸来。”[3]李朝国王宣祖甚至将《包公案》赐予正淑公主之驸马：“且四书一帐，书信故事一帐，《包公案》一帙，赠送驸马。《包公案》乃怪妄之书，只资闲一哂而已。”
此外，李朝国王燕山君令文人注解中国古代小说《剪灯新话》，李朝王廷组织人员翻译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
李朝国王和王廷大臣的这种接纳、收容态度与政策，更进一步促进中国小说在李朝之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