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电视剧的现实主义复归

“短篇电视剧”指长度一集到两集（每集长约45分钟）的电视剧样式。一部两集的短篇电视剧，其时间长度大约与一部电影故事片相当。从情节、结构来看，相当于文学作品中的短篇小说。短篇电视剧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构成，它的结构要求有头有尾，整肃完整。因时间容量的扩展，短篇电视剧容纳了比电视短剧和电视小品更为丰厚的内容，可以完整地塑造人物、完成叙事，能够把现实中的某一段生活片段相对连续地展现给观众。相对于电视连续剧和电视系列剧，短篇电视剧有着较灵活自如的优势。

可以说，世界各国的电视剧历史都是从短篇电视剧开始的。英国广播电视公司1930年进行实验性播放的第一部电视剧《花言巧语的人》（又译《嘴里叼花的人》），就是一部与舞台剧联系密切的独幕剧。在西方，短篇电视剧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就进入其黄金时期。电视剧诞生伊始，向舞台剧学习和改编舞台剧是其主要创作形式。在电视事业发展较早的西方国家，从模仿戏剧和电影起家无疑也是一条迅速成长的捷径。当然，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便是电视剧的“贫血”：从创作理论上讲，由于电视剧早期探索对戏剧、电影理论的依附，致使电视剧作为独立艺术形态得到认同的步履迟缓；从创作实践上讲，由于技术缺陷和设备不足导致的作品保存问题，以及直播状态下各部门配合的漏洞问题，致使电视剧被人贬斥为“玻璃盒”“活动墙报”，甚至被排斥在艺术大门之外。

“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连续剧和系列剧在世界各地已经蔚然成风，至70年代甚至到了威胁短篇电视剧的程度。”^[2]这种情况在美国更加突出，短篇电视剧实际已经消亡并且让位于连续剧和系列剧。在初创期、停滞期和复苏期这三个阶段，中国电视剧作品基本上都是短篇电视剧。鉴于中国电视剧历史发展的特殊背景，复苏期的电视剧创作向电影、舞台剧学习的痕迹明显。短篇电视剧以其投入少、反映生活快、制作周期短的优势捷足先登，较早与观众见面。

从《新闻启示录》《巴桑和她的弟妹们》《秋白之死》《丹姨》《汉家女》《一个医生的故事》《南行记——边寨人家的历史》《希波克拉底誓言》等短篇电视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电视艺术样式特殊的中坚力量：在相对从容的时间段落中，完成了相对完整、厚实的叙述。一定的篇幅为这一艺术样式面对生活时的沉潜和起飞，准备了较为宽裕的时间。所以，在短篇电视剧中，我们才可以较为集中地谈到人物的塑造、结构的铺陈和创作者对于生活独特观察、独特反映而带来的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导演、演员等创造的环节、因素，都可以在这一相对丰沛的时间雨水中伸展自己的个性枝丫。短篇电视剧已经能够具有相当的生活内涵和艺术内蕴，很多导演和演员正是在这一艺术样式中逐渐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同时，短篇电视剧还担负着丰富电视剧语言形态、拓展电视剧语言审美表现力先锋的使命。

由于“十年内乱时期，极‘左’的狂热和专横，狭隘的阶级热思想左右文坛，对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的正常的合理的表现和对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和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具体生动的描写都被贬斥为‘抽象的人性论’”^[3]，因此，从“文革”走出来的电视剧艺术工作者，将镜头更多地对准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无论是清新明快的青年群像，还是传神写貌的凡人小事，抑或是“改革文学”的荧屏移植，复苏时期的短篇电视剧都专注于表现人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