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剧的发展与突破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对都市的观念变迁、家庭结构、情感关系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艺术家们以敏锐的洞察力与独到的创造力实现了都市“情史”的荧屏投射，比如《离婚前后》对婚恋观突破性的表达，《牵手》通过家庭“小悲欢”洞悉“大世界”变迁的“牵心”历程，《北京人在纽约》在开拓境外拍摄剧对盲目西化的反思，都是以都市“情史”透视社会思潮变迁的佳作。
（一）《离婚前后》：婚恋观的突破性表达
人类的婚姻与爱情，是文艺创作描摹不尽的永恒题材。岁月的变迁，往往会赋予婚姻与爱情不同的时代内涵，艺术家的任务则是以艺术化的脚注来诠释这一内涵。在20世纪90年代的荧屏上，电视剧《离婚前后》便是婚恋观的突破性表达。《离婚前后》是擅长家庭、伦理、婚恋题材创作的编剧黄允在继《结婚一年间》《上海一家人》之后的又一力作，具有突破意义。长久以来，大批作品热衷描摹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造成“无爱情的婚姻”悲剧，小说家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不落俗套，开启了礼赞“无婚姻的爱情”。在这部作品里，张洁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尽管一辈子没有执手相依，却心心相印，将刻骨铭心的爱情带入了坟墓。自此张洁蜚声文坛，因为《爱，是不能忘记的》标志着一种观照爱情的新视点产生。
此后，艺术家们进一步探索爱情中的“情爱”与“性爱”。许多作品都在讴歌“情爱”，强调“没有情爱的爱情是不幸的，也是不道德的”。但是，没有“性爱”的爱情是否不幸和不道德呢？答案本来非常明确，但是由于宋明理学流传下来的“存天理、灭人欲”潜移默化的作用，导致张扬“性爱”成为创作禁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荧屏上出现了《难了那片海》《半月沟》等作品，直接表现了“没有性爱的婚姻也是不幸和不道德的”这一主题。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往往按照固定模式展开叙事：由于丧失了性能力或者长期离家等原因，造成婚姻无性爱的一方执着地乃至顽强地维系婚姻，而渴求性爱的另一方却抵挡不住“第三者”的诱惑而坚决要解除这种没有性爱的婚姻。比如《半月沟》中瘫痪在床丧失性能力的丈夫，尽管从传统道德角度唤起了人们的同情，但终究难以给人美感；渴求性爱而希望解除婚姻的另一方则往往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在这种争论之中，实际上折射出“情爱中心论”与“性爱中心论”两种论调的冲突，这两种论调的对立导致创作中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出现偏差。在“无性爱婚姻”的规定情境中，夫妻双方的冲突在于维护自身，于是人物形象对爱之本质——无私的表达已然大打折扣，这进一步造成相应情节设置的偏差，即夫妇双方在彼此的斗争中只剩下婚姻的空壳。造成“无性爱婚姻”一方所秉持的“情爱中心论”，把爱情推至道德“绑架”的逼仄空间；渴望解除“无性爱婚姻”一方所代表的“性爱中心论”，则把爱情降至满足动物原始欲望的蒙昧阶段。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叙事模式依然是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的表征。
《离婚前后》的问世则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桎梏，以深刻的思辨性，独辟蹊径地深化了对爱情中“情爱”与“性爱”的思考，开辟了新的叙事模式。在展现“无性爱婚姻解体”时，让造成“无性婚姻”的女主人公玉兔主动提出离婚。于是，新意与美感由此产生。作为有理想的女性，玉兔深爱丈夫，主动解除婚姻关系，希望自己的丈夫重组家庭，享受健全的爱情。
《离婚前后》女主人公玉兔与丈夫陈扬对“无性爱婚姻是否解体”截然对立的观点，超越了先前同类题材作品中出于一己之私、产生家庭矛盾的狭小格局，更加体现爱的无私本质。玉兔的爱情观里包含了情爱与性爱，同时以能否给予对方健全爱情为前提。陈扬的爱情观虽然尚未达到玉兔的理想境界，但是在妻子丧失性能力的情况下依然给予妻子关怀。这对夫妻的冲突没有造成“二元对立”，是因为彼此没有丧失爱的本质。二人纵然有着对“性爱”与“情爱”的不同理解，但却统一在“无私给予”的前提之下，呈现出一个更为健全、更为理想、富有现代文明意味的婚恋观。
（二）《牵手》：超越“小悲欢”的“牵心”之作
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都市婚恋题材剧的创作热潮，出现了《过把瘾》《牵手》等轰动荧屏的佳作。《过把瘾》之所以能够获得广大青年青睐，是由于该剧触及了当代青年在历史转折期嬗变而尚未形成的爱情观、婚姻观，以及他们对爱情、婚姻、家庭的展望。然而，该剧止步于男女主人公“能指”式的斗气，而忽视了这种斗气深刻的“所指”内涵。如同鲁迅先生对青年作家废名小说的批评，“笔墨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人民生活之间”，“所感觉的范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27]相较于《过把瘾》，《牵手》的高明之处便在于创作者自觉地把钟锐与晓雪的爱情、婚姻与其所处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从而使全剧的深度与广度大大超越了《过把瘾》的“小悲欢”。
《牵手》的导演杨阳说：“我希望通过这部戏，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因为感情的旁移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或者是否为了爱人、孩子而放弃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分析和探讨这些问题，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又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28]导演的阐述是荧屏塑造的精神指向，也是人们开启理解《牵手》内蕴之锁的一把“钥匙”。
剧中的主人公钟锐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事业型男人，他待人真诚，痛恶虚伪，聪慧机智却不谙世事，言谈幽默却不油滑，事业专一感情却一度未能专一。正是这样一个人物，承载着导演设计的“因为感情的旁移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钟锐的“感情旁移”起始于开发电脑软件事业，后来王纯对其一见钟情造成的这种“感情旁移”，严重影响到钟锐与晓雪的婚姻。钟锐形象是一种典型，是对当代社会婚变现象的一种艺术凝练。钟锐本来不是负面形象的化身，但“旁移的感情”使先前的良好形象大打折扣，这种情节逆转更能引发观众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深思：一个堪称事业与德行方面的楷模，如何在浑然不觉间走向了婚变？直至王纯在“三角关系”中退出，钟锐痛定思痛，逐步自省——除了事业的成功、儿子的成长之外，自己婚后逐渐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与妻子的情感沟通。这一自省弥足珍贵，启人心智。应该说，钟锐从完美形象走向婚变深渊，折射出社会现实中这类人群的“异化”过程，具有现实主义内蕴；而钟锐的反思则是一种自我重拾与本我“回归”，极具理想主义关怀。总体而言，钟锐形象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光芒交相辉映的成功典型。
相较于一般的“第三者”形象，王纯形象也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即如何在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看待和控制自己的感情。王纯人如其名，是单纯美好的化身，她对钟锐的“一见钟情”虽然属于“发乎于情”，但是并未“止乎于礼”，所以给钟锐与晓雪的婚姻带来了致命打击。王纯形象的塑造是一种创作思辨性的结晶，既包容了人性中的纯真情感，也考虑到在社会文化语境下应如何对待情感，王纯最终选择放弃，规避了为“第三者”摇旗呐喊的扭曲价值观的倾向。
该剧的女主人公晓雪给观众的最大启示在于导演所言的“是否为了爱人、孩子而放弃了自己独立的人格”。正如杨阳导演在《导演阐述》中说：“晓雪的爱情悲剧，源于她一直压抑着自己，生活在由自己设计的误区当中。因此，她要克服和战胜的是自我。”起初，晓雪误以为只要丈夫事业有成，自己的人生价值便可依附于丈夫，结果荒废了英语专业，失去了自我价值，也在丈夫眼中失去了往昔的人格魅力。后来钟锐的“感情旁移”刺醒了她，使其重拾自我，不仅重操外语专业，实现了人生价值，而且也真正建立了独立人格，重回在钟锐眼中的重要位置。概言之，《牵手》“牵心”，不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戳准了当代家庭生活危机的痛点，也以人物的“迷失—异化—反思—重拾—回归”的人生路径发人深省，以理想主义的光芒照亮了都市人群的精神世界。
（三）《北京人在纽约》：境外拍摄剧的初探
如果说《离婚前后》与《牵手》还是人们于改革时代驻足“家门口”的一种都市守望，那么《北京人在纽约》则拓展了国际视野，开辟了境外拍摄剧的先河。《北京人在纽约》开播期间每晚吸引七八亿观众，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乃至世界影视史上的奇观。当年的轰动早已偃旗息鼓，如今站在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北京人在纽约》，有诸多值得深思之处。
《北京人在纽约》起到了引导大众心理需求的作用。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的历史步伐，整个社会文化心理对大洋彼岸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求知欲。特别是对许多抱有“美国梦”的观众，将这种愿望投射于荧屏，则成为《北京人在纽约》受到观众青睐的重要原因。曾几何时，以巴赞和克拉考尔为代表的纪实美学，认为电影是通往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其实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恰好成为这一时期观众拓展视野的“荧屏之窗”。当然，荧屏世界是一种视听符号的重组系统，与纪实美学强调的“把现实生活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有明显差异。如果说，把《北京人在纽约》比作“一扇窗”是彰显其满足观众求知欲的功能，那么对于抱有“美国梦”的观众，主人公王启明的美国经历更像一场梦。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指出，“梦的工作的第三个成就……乃是将思想变为视像”[29]，“形象从来就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这就是为什么电影至今还是一种艺术而不是哲学语言。它可以使用比喻，但绝不直接表达概念”[30]。对于90年代的中国观众，“美国梦”是一种概念，带有梦境般的模糊性和未定性，特别是当时的国人对美国社会生活缺乏了解。《北京人在纽约》在荧屏造梦的过程中，观众也透过荧屏隐约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或者说，荧屏本身也是观众自我想象的“镜像”投射。应该说，创作者准确地把住了社会文化的心理脉搏。
《北京人在纽约》虽然当年引发收视热潮，但从艺术角度来讲，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从人物塑造来讲，男主人公王启明的言谈举止“痞”气重于“文”气，与音乐家气质不符。现实主义创作强调典型塑造，所谓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典型塑造既反对“脸谱化”、程式化的“刻板印象”，也反对为了博得眼球而脱离生活的标新立异。音乐家不是受过些许音乐熏陶的音乐爱好者，而是具有深厚音乐素养与审美情趣的艺术家，即使要强调其个性特征，也不能脱离共性而走向个性的极端。从情节设计上讲，王启明在美国四处碰壁，于激愤中对美国现实有所失望，对祖国故土心生眷恋。这当然是对盲目出国、崇洋媚外者的一种“清醒剂”，但是此类情节的反复上演，也较为简单地得出一个公式：出国=不爱国，不出国=爱国。这显然是有悖生活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