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主旋律电视剧的主题与人物

在电视剧创作上，主题观照是一部作品的灵魂。在主题表达上，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窄化”，把主旋律简单化为一个题材选择的问题，使创作画地为牢地按照“题材决定论”开展；二是“泛化”，把任何问题都牵强附会地说成“主旋律”，最终冲淡和“瓦解”了真正的主旋律。所以，为了纠偏以上两种极为偏颇的认识，需要坚持“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来处理思想主题与艺术表现、内容与形式、主旋律与多样化的问题。主题观照和艺术表现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有过经典阐述。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写道：“我评价你们的作品使用的是最高的标准，即美学的历史的标准。”^[19]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结合具体实践，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他们都在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辩证关系，区别在于，恩格斯是站在“共时性”角度提出的标准，“美学”标准先于“历史”标准；而毛泽东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于“历时性”角度提出的标准。在恩格斯看来，作品作为文艺批评的对象，首先必须经得住美学的评析，即首先证明其为艺术而不是非艺术，然后再进行历史的评析才有意义，非艺术品不是文艺批评的对象。毛泽东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首先强调的是政治上思想上必须抗日爱国，因而把思想标准置于艺术标准之前。这正是一种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经权”相宜的思辨性体现。当然，即使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思想性”是第一位、以“普及”为先的主张，但是也强调了以“提高”作为终极目标。此后包括电视剧在内的文艺创作，都自觉地汲取了这种辩证思想。

在“主旋律”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由于题材的多样化，人物形象也从过去“高大全”的“扁平人物”力图转向“立体化”的“圆形人物”。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对“文学人物功能学说”以“圆扁人物论”给予了补充，也成为电视剧人物论研究的一种依据。由于我国早期影视探索中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在银幕与荧屏上出现的人物往往“高大全”“脸谱化”和“扁平化”，所以不论创作端还是接受端都不免下意识地将“扁平人物”视作一个贬义词。其实，“主旋律”作品希望展现的承载了历史情怀、英雄情怀、家国情怀的人物，不妨以“卡里斯马”型人物进行指代。“卡里斯马”型人物，“初指拥有神助的超常人物，后被引申运用，特指那种代表了中心价值体系，以其独具的影响力在特定社会中起着示范作用的人物”^[20]。这一概念中的“中心价值体系”，可以理解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思想，“在特定社会中起着示范作用的人物”正是“主旋律”歌颂的英雄模范人物。例如，《英雄无悔》中的高天形象，便是典型的“卡里斯马”型人物。“在拜金主义流行、犬儒主义风靡的时代背景下，高天的英雄主义气质、崇高的价值情怀、对人性尊严的坚守，成为一种抵御媚俗、重构理想的象征力量。”^[21]就“圆形人物”而言，福斯特的界定未免显得扑朔迷离。“圆形人物”固然强调了人物塑造的立体化、圆润化、多元化，但是这里遇到了一个必须辨析的问题，即“主旋律”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具备了多元性格、呈现了多个侧面，便可谓之“圆形人物”？例如，在电视剧《林海雪原》中，苏联滑雪教练倾慕小分队女战士而产生不轨举动后，杨子荣暗地里削尖木签，使苏联教练在示范滑雪时滚下雪坡。这种设计虽能增添杨子荣的“凡人性格”，但这种行为未免存在“道德越轨”之嫌。这便是单纯追求“立体化”塑造而混同了豪爽与野蛮、谋略与阴险的典型。所以，何种“立体化”和“圆润化”处置才恰到好处？恐怕福斯特的“圆形人物”概念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原因在于这一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感觉经验，缺乏深刻的理论分析。在此，对于福斯特“扁形的圆盘突然延展”的说法，要在创作上予以思辨，也就是说，这种“突然延展”需要一种“质”的规定与“度”的把控。比如，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主人公石光荣在战争年代既舍生忘死、冲锋陷阵，也争强好胜、颇为强势；到了和平时期，石光荣与妻子儿女磕磕碰碰，甚至无理取闹，但是总归没有脱离主人公勇敢、善良、无私、奉公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