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题材电视剧推进文化启蒙
荣获1986年第六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短篇一等奖的《巴桑和她的弟妹们》，以新颖的影像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我国荧屏艺术描写民族题材谱写了新的篇章。
由重庆电视台的青年摄制组拍摄的《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另辟蹊径，敢于创新，通过镜头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少数民族样态。他们把镜头对准了“西藏的窗口”——拉萨市一条具有千年历史的“八角街”，从古老的宗教文化与新鲜的现代文明交叉的宏观视角，拍摄了那里一户普通人家在新时代潮流荡涤下的心灵轨迹，传递出意蕴深沉的社会信息，透视出不可遏制的历史性文化流向。这部电视剧为我国荧屏艺术世界用全方位、多角度地描写民族生活提供了新思考。
《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剧中那经幡丛中的电视天线，那转经人流中飞驰而过的摩托车，那叩一路头的信徒和“哲学恳谈会”上的中学生们，那转经堂的诵经声里混杂的巴桑家录音机放出的迪斯科音乐……这一切，都宛如时代示波器上显示的曲线，传递出历史振荡频率，闪烁着思辨和哲理的光彩，发人深思，启人心智。全剧既不对奇观化的风俗、礼仪进行猎奇式的展览，又不流于表象地粉饰新生活，而是通过生动的细节、真实的氛围和心灵的探微以及机智的旁白，综合起来组成视听形象用以穿透生活、感染观众。它时而纪实，时而抒情；时而论世事，时而针砭时弊；时而呐喊呼啸，时而感慨万千。面对本来不那么熟悉的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巴桑和她的弟妹们所表现出来的向往与追求、困惑与骚动，都展示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事实上，一个民族，特别是一个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在迈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在需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自身的民族传统，接受外来事物的同时，又不得不抛弃自身某些部分的冲突中，充满着新奇疑惑、依恋和痛苦。一些旧日——或许还是美好、令人留恋的东西渐渐逝去，却无法挽留；而更多陌生新奇——或许一时还令人讨厌和不安的东西纷纷涌来，却无法阻挡。《巴桑和她的弟妹们》这部剧将自己置于古老的民族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交叉点上。
自然，时下在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影视作品中，如该剧创作者在创新之路上知难而进者并非绝无仅有。但是，像他们这样顾及观众的审美情趣和鉴赏习惯者，却似乎不多。譬如电影《猎场扎撒》，虽然颇有新意，但是由于情节的过分淡化，影响了整个影像表意系统的明确性，因而有悖于观众的鉴赏心理，覆盖面就显得很有限。相对来说，造就一代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艺术家较为容易，而造就一代具有审美意识的读者、观众就较为困难。创新之作当然可能冲击传统的欣赏心理和习惯，但创新之作要赢得读者、观众并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审美水平，就理应首先努力做到最大限度地让人们喜闻乐见。
《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就兼顾了电视观众的欣赏习惯。其手法之一是采用了“作家介入”的方法，由小说原著作者扎西达娃扮演剧中的作家。在雪峰与蓝天、深广而恢宏的画面中展开，他推着自行车，从雪山峡谷间走来，山谷间回荡着雄浑的藏语歌声。于是，在他的引导下，观众沉浸在荧屏造型画面和音乐的新鲜感和亲切感中，追寻和思考着巴桑和她的弟妹们的心灵轨迹。这样，扎西达娃成为紧紧吸引观众视线的一根情节链条，将那些散点式的珍珠串成串，构成了一个拥有巨大社会信息量的视听表意系统，从而使全剧有了较强的感染力。
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同样旨在从宏观视角反思民族文化。虽然也是以现实主义深化的创作精神为主导并博采多样化的创作方法，但本剧却没有采用传统的戏剧结构和叙事手法，而是采用了近似散文诗式的板块结构和以人物情绪发展为主线的叙事手法。本剧的故事发生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叫老军营村的地方，国家在这里进行一项大型露天煤矿的建设工作，考古工作队也来到这里发掘汉墓。这片荒漠沉寂的土地顿时喧腾了起来，老军营村的人们有的为此欣喜，有的则抱怨愤慨。
此剧中的人物和情境都具有创作主体赋予的一定的象征意蕴。在老军营，那以土为本、顽固守旧的爷爷，那酷似巫婆、“九斤老太”式的姨姥姥，以及那“只知道挣钱、吃饭、睡觉、生娃”的“二货”，是愚昧的象征；那精心发掘古墓的考古专家申教授，是古代文明的象征；那现代化露天煤矿的青年工人张磊等，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至于那规模宏伟、气派轩昂的现代化企业，则象征着时代精神；那古墓群，则象征着僵死的封建文化形态；那烽火台，则象征着历史的见证；那公园游艺场，则象征着现代的文化生活……正如《导演阐述》所说的：“《太阳从这里升起》中的人、景、物都不是生活中的‘这一个’，而是主体意识的形象造型，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有着极强的意念性，给人以思索、启迪。”所以，按照一般现实主义艺术的要求去苛责此剧中的人物不够血肉丰满，不像现实生活中的“这一个”，恐怕就有悖于创作者的本来意图。尽管我们也确实感受到创作主体的意念投射到荧屏上的明显痕迹，但创作主体的这种意念，归根结底，还是来自沸腾的变革现实，这是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且看荧屏上所展示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展示“我们民族从传统的人格心态向现代人格心态过渡、转变的艰难历程”（《导演阐述》），启迪观众在鉴赏中沉思。
《太阳从这里升起》这部作品并不是靠真实地再现生活的原生原貌来营造视听形象的，而是靠从生活中选择了某些富于象征意蕴的载体，创作主体将采自生活的某种哲理性意念渗融到载体中，从而营造出既联结生活又超越生活，同时打上了创作主体鲜明印记的视听形象。这是本剧最突出的艺术特色。
由辽宁电视台录制的单本剧《大年初一》是一部洋溢着浓郁的关东地域气息的电视剧。这部剧通过退休工人老程头夫妇为全家准备大年初一团圆饭，却最终不欢而散的故事，生动地刻画出十几位性格迥异的家庭成员在改革大潮中的不同心态。本剧获第七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二等奖。
这部剧创作采用的是充满戏剧性的传统的“三一律”结构，但却不露戏剧痕迹，段段有味，节节生津，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和实在。它说明：即便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在荧屏上仍可以征服观众。其中有几点给观众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剧中展现了如现实生活般的场景。关东的粗犷，北国的风情，真实的生活氛围，像一个实实在在的家；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十几个人物，如一个“平民家庭”里的真实成员；跌宕的情节，复杂的事件，汇成了一股令人身临其境的生活急流；台词对白，喜怒哀乐，“听来入耳，道来亲切，想来在理，思来有情”。这一切，即景式地向观众真实展示了关东一个普通平民家庭的生活现状。
第二，故事蕴含丰富的信息。《导演阐述》说：“在这个戏里，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它向人们传达了较大的信息量。随着信息的传递影响着全戏的总的节奏并作用于观众的欣赏心理。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信息的时代中，随着信息的不断增加，生活的节奏正在加快，来自四面八方的强大的社会信息正通过电视这扇窗口传递给每一个人，逐渐地使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形成了一种对信息进行储存和处理的适应能力，并逐渐使心态发生变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逻辑。而表现在艺术欣赏上，就是对快节奏的需求和参与，以及对自身价值的寻找。”这段分析，极有见地。
《大年初一》的节奏快而不乱，一气呵成。创作者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长中，将老老少少13个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个性分明。而且，每个人物从不同的角度给荧屏带来社会变革的新信息——程父退休后又去外地打工一年，挣来一笔可观的钱，带回家来，巴望在团圆时能享受一家人对他这位“一家之长”的祝愿和夸赞；程母，是一位忍气吞声、没有文化、“为儿孙做牛马”的充满母爱的女性。中国平民传统家庭结构中，这是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的一种夫妻结合形态。大儿子程志教书，带有将入中年的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在家庭中，面对妻子王梅的自私蛮横，他总是忍让迁就，但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因此终于爆发，终于反抗。二儿子程远正在大学读书，又在热恋中，具有当代青年“在自信、索取、反省中开拓”的品格，他自信外出考察是神圣、必要的，所以理直气壮地向父亲索取500元旅费，而一旦发现全家为“钱”而大乱时，他自觉反省了，放弃了索取，甚至把新羽绒衣也留给了待业的三弟，决心靠自力更生去开拓未来。三儿子程勇显然是个求学不成、谋职不就的待业青年，只讲“人人为我”，不讲“我为人人”，在无知与依赖中寄生。三个儿子不仅代表了新一代的不同层次，而且带来了不同阶层的不同青年的不同信息。两个女儿，长女程荣背负着传统伦理的枷锁，在痛苦中缝合着没有爱情的家庭的裂痕；次女程萍冲破了封建包办的樊笼，在抗争中赢得了真挚的爱情。两者的对比使荧屏传递出当代中国女性道德观念和爱情抉择上的嬗变信息。至于两位女婿，大女婿丁图在投机中显现了卑污的灵魂；二女婿大川在真诚中展示大度的胸怀。而三位女性中既有现在的儿媳也有未来的儿媳，“一个在自私自利中索取；一个在旁观者清的位置上探求着哲理；一个在依附中享受着奉献”。他（她）们都分别带来了不同的社会信息。就连第十三个人物——小孙儿闹闹，也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独生子女问题”的信息带上了荧屏。这样，透过作为社会细胞的这个平民家庭，观众感受到来自社会变革大潮的各种信息的交流和碰撞，看到维系家庭的传统道德伦理和陈规陋习，都受到新思潮、新观念的冲击。
第三，故事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部剧作品自然流溢出一种关于当代中国家庭形态的发展走向的超前意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是一部历史，“都带着他昨天走过的脚印，今天行进着的脚步和即将远去的走向”。细心的观众一定会从程家的生活现状中，寻找出其中交织的脉络和发展走向。这样的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的家庭模式，在当今社会变革潮流的冲击下，正如程家立柜上那块破碎的玻璃上面倒贴的“福”字，已经被翻了个儿。淡化、小化，乃至解体，恐怕是必然的趋势。《大年初一》潜在的超前意识，给观众心灵深处对传统的家庭观念的震颤，与曾经轰动一时的影片《喜盈门》中强化中国传统大家庭观念的滞后意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大年初一》也有不足之处。其一，是对作为当代大学生的程远和田歌这对青年人，视点写得不高。试想，如果稍加改动，不是让他们目睹全家大乱后的一走了之，而是以敏锐的当代意识认真调查、解剖、研究自己的这个家庭，以“当代中国的平民家庭形态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变化”，做出一篇很实在的调查报告，从而改变外出调查的计划。这样，他们带给荧屏的信息会更加文明、更加实在，也更富当代性，而全剧的思想也随之得到深化。其二，是这对青年人滑雪、参观古塔的那场戏，不仅破坏了全剧的节奏和风格，而且也游离于剧情之外。虽然导演欲以古塔“代表着历史进步的丰碑”，“成为我们全戏的一颗形象的种子”（《导演阐述》），但在荧屏上最终呈现的效果并未实现导演这一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