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移植“改革文学”的电视剧

在复苏时期，电视文艺工作者还将“改革文学”移植到荧屏上。电视剧《乔厂长上任记》根据蒋子龙著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由中央电视台在1980年录制，获第一届（1980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二等奖。

著名作家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我国新时期小说创作最先引起社会效应轰动的几篇作品之一。小说以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塑造了新时期改革家乔厂长的形象，准确地对应了当时刚从十年“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在当下现实面前呼唤改革、呼唤改革家的强烈的社会心理，因而引起读者强烈的精神共鸣。一时间人们争相传阅小说，评论界也给予小说高度评价。“欢迎乔厂长到我们这里来”成了许多工人读者的共同呼声。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刚刚起步而又正开始自觉吸取文学营养的中国电视剧艺术，自然关注到了《乔厂长上任记》。编导以极大的热情把这部短篇小说搬上了荧屏。可以说，《乔厂长上任记》《有一个青年》《凡人小事》等电视剧，开了利用电视剧的艺术形式传播、普及优秀小说的风气之先河，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也许因为小说原著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已经十分强烈，观众对搬上荧屏的电视剧《乔厂长上任记》的期望过高，而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实践经验又尚不丰富，所以客观地说，电视剧在观众中产生的反响远不及小说在读者中引起的轰动。考其缘由，大致如下：

一是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荧屏上的乔厂长形象较之于小说中的乔厂长形象，新鲜感有所削弱。电视剧在小说之后一年多问世，这一年多是中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人民群众对现实的认识也随之深化了。当初，小说中的乔光朴思想解放、锐意进取、通晓经济规律和专业技术，他对于爱情的独特表达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受到震撼。但一年多之后，荧屏上的乔光朴形象似乎只是运用视听语言将小说的文学语言做了“部分翻译”（限于篇幅，还不能说成是“全部翻译”），而缺少对迅猛发展的现实变革生活新的艺术发现。

二是小说原著产生轰动性社会效应的另一文学形象是冀申。这是新时期文学画廊里的一个新的“熟识的陌生人”。他身居要职，玩弄权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把精力放在整人上”。正是这种不惜靠制造和加剧混乱局面来扩充权势、满足私欲的人物的存在，成为改革的阻力。人们从这个文学形象上看到了改革的艰难和曲折，从而深化了对现实生活和人生哲理的思考。但可惜的是，电视剧在塑造冀申这个形象时，重点却发生了“位移”，戏的焦点都移到了其走卒王冠英身上。而王冠英形象又多少带有人们早已看腻了的那类专干坏事的阶级敌人式的概念化痕迹，这就让人们在审美鉴赏过程中失望了。这个事实，深刻地昭示：在实现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艺术家要与之相应地彻底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创作模式，真正使创作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是摆在艺术家面前的一项严肃课题。

复苏期的电视剧在将“改革文学”移植到荧屏上时，更加着重于表现普通人的人情人性。如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的电视剧《永不凋谢的红花》。这部电视剧是上海电视台为庆祝建党58周年而拍摄制作的。故事讲述的是革命英雄张志新的真实经历。通过对“四人帮”阴谋政治的控诉，电视剧感人地再现了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张志新烈士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事迹，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显示人性的尊严。由中央电视台和丹东电视台联合录制的电视剧《新岸》则是从“写普通人”入手，表现了人情人性的突破。正是在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面旗帜下，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志愿军女战士毅然为烈士遗孤承担母亲职责时的“大地一样的深情”，清晰地听到《新岸》中高元钢呼喊：“人家也是人，人！”看走向“新岸”的刘艳华在高元钢前来探病时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镜头：深受感动而不愿显露的刘艳华从额头拉下毛巾盖住双眼，可热泪却从毛巾下流淌而出。在“写普通人”的人情人性的美学思潮影响下，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电视剧显示了新时期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阵容和实绩。有别于“文化大革命”中文艺作品的“高大全”人物，电视剧形成了旨趣迥异的美学新追求：《凡人小事》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美”；《女友》更是讴歌“应该像普通人那样脚踏实地建立新生活”。即使写伟人，如《周总理的一天》“展示的是周总理平凡的一天”；描写宋庆龄的《洁白的手帕》“只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通过一件平凡的事情反映这位伟大的女性”。

综上所述，复苏时期的电视剧恢复了健康的现实主义传统，及时地把握住时代脉搏，艺术生产力得以解放，也使得人们能够重新思考“文学是人学”这一理论命题。复苏期的中国电视剧艺术反思当代社会历史，反思“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呼唤人的尊严，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为电视剧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