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神写貌的凡人小事电视剧
1979年，由于经济的原因，电影事业管理局决定在一定期间内不供给电视台新影片播放。这就使电视台的节目源更加紧缺。同年8月18—27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即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前身）召集全国电视台的负责人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不再主要依赖别的部门办节目，而要“走自己的路”。号召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凡是有条件的都可以生产电视剧。次年6月，第二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做出了在1980年国庆举办以电视剧为中心的全国电视剧大联播，同时在1981年元旦、春节再度举办联播的决定。这两次联播，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年轻的电视剧艺术的发展，《凡人小事》正是在联播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之作。
在中国电视剧的复苏阶段，从身边熟悉的普通人和事出发，反映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塑造普通人的形象，通过着意表现“凡人”的人情美，展现“小事”的重大社会内涵，都是主题挖掘的重要方面。作为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发轫之作，《凡人小事》在中国电视剧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电视剧《凡人小事》根据杜保平著短篇小说《绣花床单》改编，由中央电视台在1980年录制，获第一届（1980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一等奖。《凡人小事》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资深电视人阮若琳后来回忆说：“这个剧目以其贴近现实生活和清新朴实的风格，赢得了社会上一致的好评和注目。”[4]许欢子也认为，这个剧“通过一位中学教师调换工作及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按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揭示了美好动人的情操，写出了新的人物、新的希望，同时也鞭挞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激起观众对新事物必胜的信念。这个戏播出后得到社会上的高度评价”[5]。裴玉章则进一步阐明了《凡人小事》具有的普遍意义。他指出：“纵观这一时期的电视剧，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丰富的现实社会生活，表现了时代前进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如《凡人小事》写的是‘小事’和‘凡人’，但导演处理上肯下功夫，开掘深刻，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6]这些评价是极为中肯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正处在现实主义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凡人小事》的问世，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强大文艺创作思潮的影响。它根据杜保平著短篇小说《绣花床单》改编，就必然滋润于原小说具有的现实主义品格。同时，导演赖淑君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因此，《凡人小事》的创作还受到巴赞长镜头理论、克拉考尔的纪实美学思潮等的影响。导演学习和借鉴了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和姊妹艺术的经验。唯其如此，《凡人小事》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深度和审美形式所取得的成就值得称道。
首先，《凡人小事》吸收了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在复苏过程中的两大鲜明特长：一是努力贴近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二是努力把笔触和镜头对准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心灵，为“凡人”传神写貌。毋庸讳言，无论是此前的新中国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还是自1958年开始面世的为数不多的电视剧，都曾受到形形色色的伪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和粉饰现实的文艺主张的严重影响。所以，当新时期为电视剧创作的迅猛发展准备好条件并揭开了序幕之时，中国未来的电视剧创作走什么道路，就成为摆在整个电视界面前的一个现实的严峻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凡人小事》以成功的创作实践完成了这一课题，成为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良好的开端。它在选材上，严格从现实生活出发。故事源于生活，朴实无华，就像发生在观众身边一样。这种使观众感同身受的故事，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是发人深省的。一方面，像顾桂兰这样的普通中学教师，辛勤的园丁，为人民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但社会却对这位不幸失去了丈夫、孤身抚养幼女的中年知识分子缺乏必要的关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何在她身上并未落实？另一方面，为什么像李老师那样的人靠溜须拍马、送礼贿赂却能走通后门呢？显然，这些都是当时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社会问题。作品播出后，不仅产生了较强烈的社会反响，而且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力度。它在审视生活的历史观上，一反此前大都把镜头对准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的时尚，而鲜明地把镜头对准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位普通的“凡人”——中学教师顾桂兰。这显然是对文艺创作中过去流行的英雄史观影响的有力匡正，为之后荧屏上越来越多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下、为普通小人物传神写貌的电视剧开了风气之先。称这部作品做到了“直面人生，开拓未来”，诚不为过。
其次，《凡人小事》的现实主义品格，突出地表现了编导善于在“小事”和细节上做文章，进行深入开掘。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名家沙汀有句经验之谈，叫作“故事好编，零件难找”。“零件”者，细节也。《凡人小事》在仅仅1集的篇幅里，出现了不少精彩的细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顾桂兰家床上那块用手帕缝在旧床单上的补丁——当翠翠需要用手帕擦脸时，张书记误认为床单上的补丁是块手帕，于是去拿，这才发现它已成为旧床单上的补丁。这时，天真幼稚的翠翠笑了，但初访顾老师家的张书记的眼眶却湿了，他由此悟出了许多：清贫的顾老师却花钱买了昂贵的绣花床单给自己送礼；自己身为学校领导，对她的了解和关心竟如此不够……荧屏上一块特写的“补丁”，使观众既照见了顾老师的精神生活，也窥见了张书记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这里，没有直露浅薄的说教，却具有沁人心扉的艺术魅力。像“补丁”这样精彩的细节描写，还有翠翠手里的那个“苹果”，顾老师几次回家人未进屋而被扔到床上的那件“外套”等，不胜枚举。此外，长镜头的运用，如拍摄顾老师上下班挤公共汽车赶路的画面，也真实感人，恰到好处，令人久久难忘。
再次，《凡人小事》的现实主义品格，也体现在主要演员的表演风格上。应当说，在中国的荧屏上，较长时期以来普遍存在一种被观众斥为“假模假式”的伪现实主义表演风气。《凡人小事》则不然。黄意璘扮演的顾桂兰、罗淼扮演的翠翠、宋春霖扮演的张书记，表演都相当生活化，给观众身临其境之感。这在当时的荧屏上，实属难能可贵。
当然，《凡人小事》毕竟只是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发轫之作，不可避免的有稚嫩之处。但它对于中国电视剧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发展，功不可没。
电视剧《卖大饼的姑娘》也是从凡人小事入手、挖掘深刻主题的代表作品。1981年录制的《卖大饼的姑娘》，获第二届（1981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二等奖。故事讲述的是发生在上海街道里弄中一家“为民点心店”里的动人故事。作为我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卖大饼的姑娘》在中国电视剧艺术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席不应忽视的位置，具有独特的价值。
电影是电视剧的“老大哥”。影视艺术合流，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伴随着电视的迅猛普及，就连像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公司，也顺应时代的潮流，把相当部分的创作力量转向了为电视台生产电视剧。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开风气之先，以《卖大饼的姑娘》开创了我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电视剧的历史。后来的事实证明，二十余家电影制片厂相继成立了电视剧制作单位，成为我国电视剧生产的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为丰富和繁荣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荧屏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影视艺术部（1992年更名为上海文化发展总公司），则成为活跃在中国屏坛并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电视剧（如《围城》《结婚一年间》《女人们》《看不懂啦，女人们》《离婚前后》等）的成就显著的制作单位。
《卖大饼的姑娘》在美学追求上的特色之一是把镜头对准了平凡人的心灵。创作者较自觉地意识到：进入家庭的电视剧艺术，应当更多地表现平凡人熟悉的、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新人和新事。“家家都要买早点”，这便是荧屏上“为民点心店”里的人和事令观众产生亲切感的现实缘由。而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及就业之后怎样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贡献，又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热点议题之一。创作者在王英形象上注入的鲜明的美学理想，其价值取向正是时代所呼唤的于平凡中见崇高、于服务他人中实现自身价值。也许今天的青年会感到王英身上似乎还缺少点现代意识，她对小店经营的治理离改革的要求还差得颇远，但我们不应脱离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当时人们的精神追求来苛求作品，因为王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无疑对郑保宇曾经信奉的“身在大饼摊，红尘早看穿”的悲观厌世哲学，是有力的批判和匡正。
《卖大饼的姑娘》在美学追求上的另一特色，是较自觉地在诸种矛盾旋涡里塑造人物形象。显然，从剧作结构上分析，就不难发现创作者以王英为中心，构思了她同郑保宇、林小梅、杨美娣、高伟莉和陈东华、陈母的矛盾冲突，努力在这诸种冲突中展示出王英的精神风貌。这种塑造主要人物形象的审美创造方式，对以后的电视剧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然，《卖大饼的姑娘》在艺术上也尚未摆脱稚气。这种稚气主要表现在：第一，王英形象有点过分理想化。尽管创作者将她置于诸种矛盾冲突的中心，但这些冲突带给她思想深层的波澜却显示得不充分，往往止于表层的流露就仓促地把她推上了制胜者的位置。这就难免影响了这一形象的深度和力度。第二，矛盾设置和情节安排的人为痕迹较重。如郑保宇躲在阁楼上恰恰听见了王英与林小梅等议论他、肯定他，从而促成他转变的情节；高母与陈母偏巧住在同一病房，并让王英来探视高母时巧遇陈母，从而促成陈母转变对王英的态度的情节；等等。这种靠“巧合”来化解矛盾的创作法，无疑是现实主义尚欠成熟的表现。